七擒孟获：诸葛武侯南征记略与攻心定边之智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车辚马啸踏破益州郡的晨雾，一场关乎蜀汉南疆稳定的战事就此拉开帷幕。
彼时的南中，山川纵横如屏障，部族错杂似棋局，叛乱的余烬尚未熄灭，而诸葛亮的行军帐中，很快便收到了一喜一忧两则消息，恰似这南地气候般，骤晴骤雨间牵动着战局走向。
喜的是建宁人李恢以过人智谋解自身之困。身为蜀汉庲降都督，李恢彼时正身陷重围，麾下兵力远逊于叛军，又与诸葛亮主力失去联络，陷入“众少敌倍，声息断绝”的危局。
危急之际，他借同乡之谊设下诈降之计，对南中叛军道：“官军粮秣已尽，决意北还。我久离乡梓，今得归故里，不愿再返北方，愿与诸君共图生计，故以实情相告。”
这番言辞恳切如乡音，竟让叛军卸下了戒备。待敌营松懈之际，李恢率部突袭，如惊雷破阵，一举扭转颓势，反败为胜——这般“老乡破老乡”的智谋，既显其临危不乱的胆略，更暗合南征战事中“以智破局”的核心脉络。
然忧绪亦随之而来。雍闿死后，其部众共推建宁大族孟获为主，这位在南中“为夷汉所服”的首领，聚合残部据险而守，成了诸葛亮平定南中的最大阻碍。
孟氏家族在南中经营数代，根基深植于夷汉各族之间，其威望非寻常叛将可比；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南征的目标从来不止于“平叛”，而是要“定边”——既要以军事手段压制叛乱，更要以政治智慧安抚部族，将南中的人力、物力纳入蜀汉版图，为日后北伐提供稳固后方。
此前，他以雷霆手段剿灭夷王高定，是为震慑叛乱势力；而今面对孟获，却需另寻良策——若贸然诛杀，恐激起南中各族反弹，此前的军事成果或将付诸东流；若任其割据，则南疆永无宁日。
这般考量，早在诸葛亮出征之前，便已被心腹谋士马谡点破。彼时马谡相送于成都城外，进言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这番话如明灯，照亮了诸葛亮南征的战略方向——南中之乱，乱在人心不齐，若能收服大族之心、部族之心，便如断去叛乱的根源。
是以，当诸葛亮以横扫越巂、斩杀高定的赫赫军威震慑南中后，如何降服孟获这颗“关键棋子”，便成了整场战事的重中之重。
此时的南中，山水间还留存着古老的习俗与传说，而诸葛亮的到来，也为这片土地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后世画家戴敦邦曾作《孔明祭泸水》，以浓墨重彩再现了那段往事：当蜀军行至泸水（今金沙江支流），见当地部族以活人祭祀河神，以求渡河平安。诸葛亮不忍见此惨状，遂命人以面粉裹肉，塑成假人头状，命名为“馒头”，用以祭祀泸水之神。
这一举动，既避免了生灵涂炭，更以仁厚之心赢得了当地部族的好感——所谓“攻心”，从来不是空洞的谋略，而是藏在这些体恤民生的细节里，如春雨般润物无声。
而另一位画家金协中所绘《识诈降三擒孟获》，则聚焦于诸葛亮与孟获的正面交锋。画中“云中建圣”的图案，传为诸葛亮为提防叛军诈降所留的记号，虽出自《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却也暗合历史上两军的周旋之势。
史载孟获确曾多次聚合残部，凭借南中复杂的地形与蜀军周旋——或据山险设伏，或引河谷断粮，然每次交锋，皆因诸葛亮用兵如神而败北。
汉军的连胜，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碾压，更是战略智慧的彰显：诸葛亮深知孟获虽勇，却不善谋略，是以每次作战皆留有余地，为日后的“七擒七纵”埋下伏笔。
孟获或许未曾想到，自己会成为诸葛亮“攻心战略”中最关键的一环。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以细腻的笔触记载了这段戏剧性的战事：“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
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第一次被擒，孟获仍心有不服，认为自己是因不察蜀军虚实而败；诸葛亮便顺水推舟，放其归去，许他整军再战。
此后，便有了流传千古的“七擒七纵”。
第一次，孟获依山据守，诸葛亮派军迂回其后，断其粮道，孟获兵败被擒；
第二次，孟获诈降设伏，却被诸葛亮识破，反遭包围；
第三次，孟获引部族勇士出战，诸葛亮以逸待劳，待其疲惫之际一举破之；
第四次，孟获求助邻近部族，诸葛亮遣使游说，部族倒戈，孟获孤立无援而被擒；
第五次，孟获退至深谷，欲借瘴气阻敌，诸葛亮命人研制解药，率军深入，生擒孟获；
第六次，孟获诈称愿献城池，实则暗藏杀机，诸葛亮将计就计，再度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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