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沿岸各处水文站送来的急报，却带来了一丝诡异的阴霾。
它们像一片片冰冷的雪花，悄无声息地落在我温热的掌心，堆叠成一沓令人心悸的寒意——指尖触到竹简边缘时，那凉意竟如活物般顺着指缝爬上了手腕。
渭水、泾水、洛水……所有汇入黄河的支流，水位都低得反常。
我听见自己呼吸在静室中拉出细长的嘶声，仿佛风穿过枯芦苇丛；纸页翻动的脆响，在死寂里被放大成冰层开裂的噼啪。
这片孕育了华夏的母亲之河，此刻竟像一条垂死的巨蟒，失去了往昔的奔腾之力，只剩下死水般的沉寂。
河床裸露处泛着惨白的盐霜，龟裂的泥地张着口，像是无数干渴的唇。
我的心，随着那一条条平直得可怕的水位线，一点点沉了下去。
就在这份焦灼几乎要将我吞噬时，第七期的《信风纪闻》送抵经纬阁。
羊皮卷展开的窸窣声粗粝刺耳，兽皮纹理摩擦指腹，带着牲畜身上残留的膻气与旷野尘土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习惯性地翻到末尾的“西陲回响”专栏，那是我留给所有巡行院学生记录民间杂闻的地方。
一行毫不起眼的短讯，却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脑中的阴霾。
“蒲昌海以西三百里，乌垒部族，献隐道图一卷。”
我猛地坐直，脊椎撞上漆木椅背发出闷响，指尖下的竹简仿佛有了千钧之重，压得指节发白。
不同于以往的问询，这是一次主动的给予。
我展开随信附上的羊皮摹本，粗糙的兽皮上，用烧焦的木炭画着三条歪歪扭扭的黑线，它们像三条纠缠的蛇，最终都指向一个名叫“车师谷地”的地方。
炭笔划过皮面时留下细微颗粒簌簌掉落，鼻尖掠过一丝焦木混着动物油脂的呛味。
旁边，是用秦篆刻下的一行字，字迹稚拙，笔画天真，却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诚恳：“秦使若再来，请走中间那条。狼群去年啃了左边，右边有流沙。”——那“流”字最后一捺拖得极长，似是刀尖颤抖所致，我能想象那只握刀的手如何在寒夜里屏息书写。
我的目光没有停留在那三条价值连城的隐秘通道上，而是死死锁住了羊皮卷的右下角。
那里，系着一枚被磨得光滑的铜铃残片，正是我们“火种计划”中，作为信物织入赏赐锦带里的那种。
指尖抚过金属边缘，凉而润泽，像触摸冬夜井壁渗出的第一滴水。
它代表着一个承诺：凡持有此物，皆为大秦的朋友。
而现在，这个“朋友”不仅读懂了我们的地图，更开始亲手绘制，并回赠给我们。
他们不再是被动等待投喂的雏鸟，而是开始反哺的鹰隼。
我抚过那一行歪斜的秦篆，胸中郁结的烦闷被一股巨大的喜悦冲开，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促而滚烫的笑——笑声震得案头烛火晃了一下，灯花爆裂出轻微“噼”声。
他们，开始画自己的路了。
这笑声惊动了侍立一旁的墨鸢，她投来询问的目光。
我没有解释，只是将那卷羊皮图递给她，下达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命令：“传令下去，将此图摹刻于石碑，连同那行字，一字不差地立于稷下学宫南门，图鉴台之侧。碑名，就叫《西陲乌垒部献道记》。”
石碑立起不过一日，咸阳城便炸开了锅。
数十名儒生联名上书，雪片般的奏折飞入丞相府与皇宫。
他们言辞激烈，痛斥我“轻信蛮夷，以伪径诱我大军，实乃通敌之举”，更有人直言“妇人干政，祸国殃民”，几乎要将稷下学宫的大门堵死。
李斯拿着一摞最激烈的折子来见我时，脸上没有丝毫波澜，只是将竹简轻轻放在我的案上，叹了口气：“赤壤君，他们吵的，并非那条路是真是假。”
他抬起眼，深邃的目光仿佛能穿透人心：“他们怕的，不是你引胡人入华夏。他们怕的是，胡人也开始用我们的方式，明是非，辨真伪了。”
我当然明白。
当边鄙的部族不再是跪地聆听教诲的蒙昧之人，而是能拿起笔，与你平等交换情报、勘正错误的对话者时，那座名为“华夷之辨”的千年壁垒，根基便又裂开了一道缝。
我没有与那些儒生辩驳一个字。
语言在顽固的偏见面前，是最无力的武器。
我只请墨鸢调出了过去一年，所有信风使团带回的、被档案馆归为“杂项”的非官方记录。
那里有牧民用石子摆出的星斗位移图，指尖摩挲摹本时，仿佛能感受到草原夜晚的冷风拂过掌心；有商旅在驿站墙壁上随手画下的水源间距，墨迹晕染处还沾着沙粒的粗粝感；甚至有孩童口述的、关于某座雪山何时融化的古老歌谣……共计八十七件，五花八门，却都带着最鲜活的土地气息。
我将它们一一整理，附上原始笔迹的摹本与工科教习的勘验标记，亲自主编，定名为《西域民识录》。
书分五卷，首卷开篇，我只写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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