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命颁下的第一日,国史馆内,我独自一人校对着从稷下学宫带来的舆图草稿。
风从空旷的回廊穿过,带着新漆和木料的清冷气息,除此之外,再无声息。
第二日,依旧。
第三日,当我推开那扇沉重的朱漆大门,指尖触到门环上凝结的微凉露水时,看到的依旧是空无一人的庭院和廊庑。
晨光斜照,青砖缝隙间泛着湿漉漉的寒气,檐角铁马未悬,连一声轻响也吝于赐予。
整座官署静得如同坟茔,唯有那块新悬的“国史馆”匾额在薄雾中反着幽冷的青光。
一日无人,或是病故;两日不到,或有私事;可三日皆空……这不是巧合,而是默契。
他们不用言语反对,只用缺席宣告主权——这国史馆,不欢迎你。
那匾额在晨光下熠熠生辉,却像一座孤岛的墓碑,冰冷地宣示着我的孤立。
我终于明白,我低估了他们。
这些盘踞在帝国肌体深处的世家大儒,他们不屑于在朝堂上与我这个“妇人”争辩,更不会愚蠢到公然抗旨。
他们选择了最古老、也最致命的武器——沉默与无视。
他们要用一座空荡荡的官署,来向全天下宣告我的失败。
傍晚时分,墨鸢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如同一道融入暮色的影子。
她没有多余的言语,只递上一卷帛书。
“这是太史令辖下所有官吏的名录。”她声音很低,却字字如冰,“七十二人,记事官、典籍官、校雠吏……无一人前来报到交接。”
我的指尖划过那些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掌握着帝国记忆碎片的家族。
墨迹未干,纸面微涩,仿佛还沾着他们书房里的松烟香,那是一种顽固而陈腐的气味。
“还有,”墨鸢顿了顿,声音更沉,“宫中秘档库,今日起闭门整修。李斯丞相持印信前往,也被挡了回来。”
我缓缓合上帛书,胸中那股因胜利而升腾的火焰,被这盆无声的冷水彻底浇灭。
指尖残留的帛书纹理渐渐冰冷,像是握住了死者的遗书。
我走到存放档案的书阁,推开门,一排排崭新的书架空空如也,像一具具被剔去血肉的骨架,在昏暗中无声地嘲笑着我。
灰尘在斜射进来的夕照里浮游,如同无数细小的幽灵。触鼻是干朽木与空腔共鸣的气息,带着绝望的干涸。
手指抚过空格,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像一道新鲜的伤疤。
难道就此罢手?
不。
我忽然想起沙盘上那些由学生亲手标注的商路与关隘。
我们曾走遍山野,丈量土地,我们的知识不在深宫,而在路上,在风中,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脚下和记忆里。
我没有立刻去向嬴政哭诉,那只会显得我无能。
我也没去质问那帮老臣,那只会陷入无休止的扯皮。
我回到灯火通明的书房,在那张巨大的沙盘前静立了整整一夜。
指尖拂过河西的戈壁、岭南的密林,耳畔仿佛又响起学生们跋涉时踩碎枯枝的脆响,还有夜宿驿站时炭火噼啪的余音,那温暖而真实的声音,与此刻官署的死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亮时,我召轲生与墨鸢入内,口述启文草稿,加盖双印。
我以国史馆监修与稷下学宫大司成的双重名义,联合十三学舍,向整个大秦发布了一道前所未有的《求遗文启》:
“凡我大秦子民,家中若藏有旧秦简牍、戍卒日录、商路契券、工事图样,乃至私家谱牒中片言只语涉及西境风物、海外见闻、地方异事者,无论残篇断简,皆可送至国史馆。一经录用,每卷赐粟五斗,细麻一匹。若有奇珍,另有重赏!”
这道政令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惊涛骇浪。
三日后,国史馆门外终于出现了第一个访客。
那是一名须发皆白的老驿卒,衣衫浆洗得发白,背脊却挺得笔直。
他脚步踏在石阶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是旧皮靴与岁月摩擦的低吟。
他颤巍巍地从怀中掏出一卷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羊皮图,上面用粗陋的线条画着一条蜿蜒小道,标注着水源和避风的山坳。
“这是俺爹当年在陇西当亭长时手绘的‘羌道夜行图’,”老人的声音沙哑而自豪,带着浓重的乡音,“他说,官府的地图只画大路,可牧民和商队走的都是这些救命的小路。图背面,他还记了一句……”
我亲手接过,小心翼翼地展开,一股陈旧的羊皮与墨尘气息扑面而来,指尖触到的是皮革皲裂的粗粝感,仿佛触摸到了那段被风沙磨砺的岁月。
翻到背面,一行歪歪扭扭的秦隶小字赫然在目:“月黑,遇胡商三人,言条支有金麦。”
金麦!
我的心跳猛地一滞,耳膜嗡鸣,仿佛听见了远疆沃土上麦穗翻滚的簌簌声,那声音如此真切,充满了生命的希望。
“来人!”我高声道,声音里是抑制不住的激动,“为老丈看座,奉茶!将此图……录入《寰宇实录·交通志》首页,标注‘始皇三十八年,陇西亭卒之子献,据民献,验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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