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命颁下的第一日，国史馆内，我独自一人校对着从稷下学宫带来的舆图草稿。
风从空旷的回廊穿过，带着新漆和木料的清冷气息，除此之外，再无声息。
第二日，依旧。
第三日，当我推开那扇沉重的朱漆大门，指尖触到门环上凝结的微凉露水时，看到的依旧是空无一人的庭院和廊庑。
晨光斜照，青砖缝隙间泛着湿漉漉的寒气，檐角铁马未悬，连一声轻响也吝于赐予。
整座官署静得如同坟茔，唯有那块新悬的“国史馆”匾额在薄雾中反着幽冷的青光。
一日无人，或是病故；两日不到，或有私事；可三日皆空……这不是巧合，而是默契。
他们不用言语反对，只用缺席宣告主权——这国史馆，不欢迎你。
那匾额在晨光下熠熠生辉，却像一座孤岛的墓碑，冰冷地宣示着我的孤立。
我终于明白，我低估了他们。
这些盘踞在帝国肌体深处的世家大儒，他们不屑于在朝堂上与我这个“妇人”争辩，更不会愚蠢到公然抗旨。
他们选择了最古老、也最致命的武器——沉默与无视。
他们要用一座空荡荡的官署，来向全天下宣告我的失败。
傍晚时分，墨鸢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如同一道融入暮色的影子。
她没有多余的言语，只递上一卷帛书。
“这是太史令辖下所有官吏的名录。”她声音很低，却字字如冰，“七十二人，记事官、典籍官、校雠吏……无一人前来报到交接。”
我的指尖划过那些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掌握着帝国记忆碎片的家族。
墨迹未干，纸面微涩，仿佛还沾着他们书房里的松烟香，那是一种顽固而陈腐的气味。
“还有，”墨鸢顿了顿，声音更沉，“宫中秘档库，今日起闭门整修。李斯丞相持印信前往，也被挡了回来。”
我缓缓合上帛书，胸中那股因胜利而升腾的火焰，被这盆无声的冷水彻底浇灭。
指尖残留的帛书纹理渐渐冰冷，像是握住了死者的遗书。
我走到存放档案的书阁，推开门，一排排崭新的书架空空如也，像一具具被剔去血肉的骨架，在昏暗中无声地嘲笑着我。
灰尘在斜射进来的夕照里浮游，如同无数细小的幽灵。触鼻是干朽木与空腔共鸣的气息，带着绝望的干涸。
手指抚过空格，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像一道新鲜的伤疤。
难道就此罢手？
不。
我忽然想起沙盘上那些由学生亲手标注的商路与关隘。
我们曾走遍山野，丈量土地，我们的知识不在深宫，而在路上，在风中，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脚下和记忆里。
我没有立刻去向嬴政哭诉，那只会显得我无能。
我也没去质问那帮老臣，那只会陷入无休止的扯皮。
我回到灯火通明的书房，在那张巨大的沙盘前静立了整整一夜。
指尖拂过河西的戈壁、岭南的密林，耳畔仿佛又响起学生们跋涉时踩碎枯枝的脆响，还有夜宿驿站时炭火噼啪的余音，那温暖而真实的声音，与此刻官署的死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亮时，我召轲生与墨鸢入内，口述启文草稿，加盖双印。
我以国史馆监修与稷下学宫大司成的双重名义，联合十三学舍，向整个大秦发布了一道前所未有的《求遗文启》：
“凡我大秦子民，家中若藏有旧秦简牍、戍卒日录、商路契券、工事图样，乃至私家谱牒中片言只语涉及西境风物、海外见闻、地方异事者，无论残篇断简，皆可送至国史馆。一经录用，每卷赐粟五斗，细麻一匹。若有奇珍，另有重赏！”
这道政令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惊涛骇浪。
三日后，国史馆门外终于出现了第一个访客。
那是一名须发皆白的老驿卒，衣衫浆洗得发白，背脊却挺得笔直。
他脚步踏在石阶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是旧皮靴与岁月摩擦的低吟。
他颤巍巍地从怀中掏出一卷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羊皮图，上面用粗陋的线条画着一条蜿蜒小道，标注着水源和避风的山坳。
“这是俺爹当年在陇西当亭长时手绘的‘羌道夜行图’，”老人的声音沙哑而自豪，带着浓重的乡音，“他说，官府的地图只画大路，可牧民和商队走的都是这些救命的小路。图背面，他还记了一句……”
我亲手接过，小心翼翼地展开，一股陈旧的羊皮与墨尘气息扑面而来，指尖触到的是皮革皲裂的粗粝感，仿佛触摸到了那段被风沙磨砺的岁月。
翻到背面，一行歪歪扭扭的秦隶小字赫然在目：“月黑，遇胡商三人，言条支有金麦。”
金麦！
我的心跳猛地一滞，耳膜嗡鸣，仿佛听见了远疆沃土上麦穗翻滚的簌簌声，那声音如此真切，充满了生命的希望。
“来人！”我高声道，声音里是抑制不住的激动，“为老丈看座，奉茶！将此图……录入《寰宇实录·交通志》首页，标注‘始皇三十八年，陇西亭卒之子献，据民献，验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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