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河渠笑着说：“刚才我就说过了，别看人情，是我过错就是我的过错，不要不忍。”宗组长说：“你误会了。不忍是指不忍违心地说你不好。我要跟你说的是：凡事不要那么顶真，搞得好丑有他顶着。不要和尚抱宝宝，吃力不讨好。”作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副队长、派到四队来的组长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是向河渠不能认可的，他说：“哪能呢宗组长，这一百几十个人的生活担子交给我们来挑，哪能”
宗组长手一挥，打断向河渠的话说：“好啦，好啦，要不是看在我表姐的面上，要不是看在你人好的份上，我才懒得跟你说这些哪。别说他当家这个队不可能搞好，就是能翻身，也没你的功劳。你们队里社员说薛仁贵打仗，张士贵立功，有好处轮不到你，有失着先查你，何苦嘞？不是我说句老话，凭他当家，这儿一世不得翻身，不信走着瞧。今天找你谈，就是想劝劝你，你家就一个细伢儿吃闲饭，向院长还拿着工资，饿得了别家也饿不了你家，钵头粗的面糊不到你锅里来，想开些吧，就当大队当初没叫你当会计，你能有什么法子？我走了，不坏你的，真的。”
宗组长走了，工作组也走了，宗组长的话却留在向河渠的脑海里。是啊，假如当初自己没答应当干部，假如大队没叫自己当干部，生产队搞不好，自己又能怎样？好处轮不到你，有失着先查你，何苦嘞？向河渠的革命热情被社会现实带走了一半，除帐目一丝不苟、劳动不肯放松、请吃仍然不到外，他变多了。
薛井林的妈妈是个夜眼，太阳一下山就看不见，因而总得提前回家；薛井林自身也有个毛病，常爱在劳动中间一声不吭地走开，有时竟走到十来里以外的红旗四队同学家去了。放在以前向河渠会要求记工员按实际时间记工，记工员疏忽或包庇，被他查到还会批评几句，现在呢，睁只眼闭只眼随他们去了；薛井林自留地上插秧，由于在河北，不靠大田，租用队里的水车，按规定每年租金十二元，薛井林没缴，他也没硬要；薛井林的二弟是退伍军人，转业到工厂去了，按规定自留地是要上缴队里的，群众中虽有议论，薛井林没缴，向河渠也就没去收。
领导组近一个月没开会，向河渠不闻不问；他亲自组织起来的农事研究组被搁置起来了；原来周兵带队的突击队散了，向河渠也视而不见；政治操上向河渠基本上不讲话；更让社员感到吃惊的是向河渠竟也参加了劳力组吃羊子的小伙儿。
变了，向河渠确实变了，哪怕因吃“半夏”治病过度，引起脑子有些迟钝的石侯也会告诉社员说：“向会计变软了。”
当然也有不变的，奋战高沙土那一仗向河渠就没变。这里需要作个名词介绍：奋战高沙土是临江特有的一个专业名词，也是一项规模巨大的改土工程。临江县中部地区田地高高低低很不平整，且表层沙土居多，既无法统一排灌，也难以保住水肥不致流失。县委决定集全县之力对这部分地区进行改土，口号是“削平高沙土，江北变江南”。
沿江公社的作战阵地就在离家二十多里的风雷镇镇北公社。向河渠带着十来个男子汉就战斗在这片土地上。人们都是十天一轮，只有他二十几天也不回，如果不是大队通知财务要互审，还不知他在工地上要赖多久。
为杨冬根家困难照顾一事而硬性坚持，也是他不变的表现之一。领导组连续开了四次会，向河渠自始至终只申诉了一次理由：“人多劳少，一个人做七个人吃，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病人，照顾一个人的粮草钱不为多。”从那以后他重复一句话“不照顾我想不通”或者是“他家不合乎，一家也不合乎。”背后有人提醒向河渠说这是立场问题，因为杨冬根当过反动派。向河渠说：“这确实是个立场问题，因为杨冬根是个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压迫，在新社会无限热爱集体的贫农好社员。他有困难我们不照顾，该照顾谁？”
谁都知道一旦向河渠认起死理来，一是没人驳得倒他，他的理论别说在四队，就是在整个红星都数第一；二是没人压得住他，郑支书、冯主任都压不住；用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行，他说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要不就把他这个会计换了，他也就管不着了。他不同意就盖不上章，当然可以绕过他直接报批，谁记帐呢，惹恼了他，说不定一户也照顾不成，于是对杨冬根成见很深的薛井林面对这个不开化的助手，也只好松了口。
顺便说一句，七0年薛井林跟杨冬根几次过不去，究竟为什么，谁也不知道。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过了十来年，他的妹妹竟成了杨冬根的二儿媳，你说这是从何说起？
十月七日向河渠收到曹老师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咳——，是王梨花的。向河渠是又惊又喜。自去年八月梨花让弟弟捎来一封信后，一年多没见到她的字了，他贪婪地盯上信上的每一个字默读着，似乎要把每个字都吃下去，铭刻到肺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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