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关于缴钱记工分的文件一下达，凡户口在生产队的务工人员都没心思工作，或在车间、工场边干边议论，或在吃饭时骂骂咧咧，严重的整个工场坐在一起商量如何应对；尤其是供销员赵德才从临江县城回来说县委大院前贴满了大字报以后，人们的情绪更不稳定了。向河渠也很不平静。
说句心里话，缴钱记工分，纯从个人利益上讲，他的抵触情绪并不顶大。因为满打满算他离开生产队才两年另四个月，如果不是周组委关照、严书记赏识，到今天还在生产队里当会计呢，也不过拿同等劳力的工分；现在搞缴钱记工分，好比是又回到生产队，还另外多了工资20%的伙食补助呢。别看只有五块钱一个月，其实投粮到食堂，菜金钱平均七八分钱一天，扣除不时在家吃的话，两块钱足矣，全年就余三十六元；抵本队男劳力两个多月的劳动报酬呢，有什么不满足的？问题是工友们的反应、站上的现象让他心里不安。他回忆着这些天来听到见到的情况：
金工车间老钳工包井祥特地到仓库来找向河渠倾吐他的苦水，请向河渠把他的情况向县委申诉。包井祥是解放后第一批义务兵役制参军的复员军人。回乡时适逢家乡大跃进，他参加筹办五金厂。
那时候他把七百多块退伍费留下领头，全部投到厂内。由于吃饭不要钱，无所谓工资不工资，每月发七块钱津贴。他是沿江公社开机器的第一代机工。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用各种副业度难关，他与几个工人坚持在厂里搞生产。机器开响后，工人们干活儿，他去摸鱼捞虾给大家当菜也当饭；并把他积攒的津贴到黑市上买米（国家籼米一角钱一斤，黑市米两块多---笔者注）贴补大家。由于他们的撑持，厂子保下来了。
后来随着工厂的恢复和扩大，他的报酬从七块到八块到十二再到十六，六四年时他拿二十六块。
六四年那一年他家所在大队买了一台3110柴油机，建了一个机灌站，在全社是第一个由大队兴建的。他们要改变灌溉靠人工车水的落后面貌，使灌溉达到机械化。机器是买回来了，灌溉渠也建成了，哪个开机器？
还在买机器的时候支部就打包井祥的主意，并报党委，党委当然批准。支部再找厂里，当时的厂长就是袁伟民。尽管袁伟民舍不得，但党委的批示是没法抗拒的，只好放行；而包井祥本身呢，作为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在支书孙建国的动员下，热血沸腾地回大队参加灌溉机械化工程的建设，成了大队第一个机工。大队为防止他不安心在本大队工作，没通过他就把户口迁了回来，这么一来他的定销户口就变成了农村户口。两年的时间里他象母鸡孵小鸡一样，带出了一批徒弟。
六六年农机站革新榨油机，急需技术人才。站长袁伟民（农机站成立时的班子全部是五金厂的人马，当时等于五金厂多了个单位名称，后来五金厂变成农机站的一个车间——笔者注）来大队商量协商要包井祥。大队考虑到当初厂里的支持和现在离开包井祥并不影响工作，就同意了袁伟民的请求，工资加到二十九。
只是这么一下一上，户口性质却起了变化，而且变不回来了。社教运动中农村户口的职工要上缴积累，规定缴工资的5%--15%，大队照顾缴5%，二十九块的工资变成二十七块五；运动中造反派认为不合理，要按10%缴，又变成二十六块一。这一回搞缴钱记工，他们队同等劳力年收入大约一百五十块，加20%为一百八十块，再加伙食补贴五块八角，工资就变成二十块八角。
包井祥说完后问：“我带的徒弟转正后工资加到三十六，我下去了两年，工资下降到二十块八角。向会计（农机站里被称为会计的人较多，凡开票的、记帐的都被工人称为会计，不是真正的会计——笔者注），你说说我犯了什么错？是不是不该听党的话？”
向河渠说：“不能这么说，别说你是党员，就是普通社员也必须听党的话。只是这个文件能不能体现党的政策，还得分析。”包井祥说：“我没有文化，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不懂分析。你帮把我的情况写出来，我送到县委去，问问县委还讲不讲理了？”
青年工人吕刚迟到了，刚进大门时却被正要出门的姜大兴撞见，批评说：“怎么搞的，到现在才来？”吕刚说：“我还提前了呢，迟什么到？”
本来呢，姜支书不太过问这类事，吕刚只要随便说个借口完全能混过去，或者说句软话也行，谁知偏顶嘴，这就麻烦了。提着空瓶来食堂充开水的向河渠见状要糟，正想上前排解时，姜支书已提高了嗓门问：“怎么，迟到还有理了？”吕刚毫不示弱地回嘴说：“当然有理。”
一听这话，别说是姜大兴，就是向河渠听了也觉得不对了。按时上班是站上的规定，也是全国各行各业的规定，迟到怎么可能有理？姜大兴不怒反而笑了，将自行车撑起来说：“唷嗬，跟我说歪理，也不打听打听，我是个说歪理的祖宗。你倒给我说说看，你的理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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