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冲击波，如同投入池塘的石子，涟漪层层扩散，最终也无可避免地抵达了上海这座东方谍都，深刻地搅动了水下潜藏的暗流。明渊站在特高课战略分析室的巨幅地图前，目光越过上海，扫过华北、华中，最终落在那广袤而苦难的中国腹地。历史的车轮已经轰然转向，全国性的抗战局面正在加速形成。他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在上海这一隅之地与敌人周旋，必须顺应这大势，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和策略。
系统的感知稳定在八成左右，如同一个高效的内置参谋部，协助他梳理着纷至沓来的信息，并基于他对历史走向的“先知”，进行着超越时代的战略推演。
重心转移：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塑造
他清晰地认识到，未来的斗争，将不再局限于情报的窃取与传递、或是小规模的锄奸行动。更关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日战略层面的欺骗与误导，延缓或破坏其全面侵华的战略部署；二是为即将到来的、更加残酷惨烈的全面战争，进行未雨绸缪的准备。
这意味着，他必须更深入地利用“藤原拓海”的身份，不仅仅是获取情报，更要尝试影响甚至塑造日方的某些战略判断。同时，他需要调动所有能掌控的资源，为未来的长期抗战，尤其是为党组织，储备力量、物资和关键人才。
方向一：对日战略欺骗——“虚张声势”与“祸水东引”
明渊开始有针对性地，在提交给藤田芳政的战略分析报告中，注入经过精心设计的“毒素”。
一方面，他刻意夸大苏联在西安事变后对华影响的“增强”，以及英美因日本在华扩张过快而产生的“警惕与潜在干预意愿”。他在一份关于《帝国下一阶段对华战略风险评估》的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写道：“…西安事件表明，苏联通过中共对支那内部事务的渗透能力超出预期。若帝国急于推进全面控制，恐将面临国际孤立及与苏联直接冲突的风险…建议采取‘渐进消化’策略，优先巩固现有占领区，强化经济掠夺与文化同化，待国际局势进一步明朗…”
这套“虚张声势”与“渐进论”，旨在给日方高层制造战略疑虑，希望能稍微延缓其全面扩大战争的步伐，为中国的战备争取宝贵时间。
另一方面，他利用日陆军与海军之间固有的矛盾，以及“北进”（攻击苏联）与“南进”（攻击英美东南亚殖民地）的战略分歧，在报告中微妙地“煽风点火”。他“客观”分析陆军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潭的困境，同时“不经意”地提及海军在太平洋方向的“巨大机遇”以及苏联远东地区“看似强大实则内部虚弱”的“情报”。他试图将日本的战争机器，引向更有利于中国抗战，乃至符合世界反法西斯大局的方向（即诱导其南进，与英美冲突）。
这些报告，逻辑严密，引证看似充分，完美地契合了日本内部不同派系的诉求和焦虑，极难被识破。藤田芳政对此颇为重视，甚至多次在高层会议上引用他的观点。明渊知道，他正在一条极其危险的钢丝上行走，用自己的笔，撬动着战争的杠杆。
方向二：全面抗战准备——“深挖洞，广积粮”
与此同时，明渊通过明诚和“孤狼”网络，加速了资源整合与战略储备的步伐。
人才储备与转移： 利用明氏企业招聘和与各大院校的“合作”关系，秘密筛选、接触那些有专业技能（如医药、工程、无线电、金融）且倾向进步的爱国学生和青年技术人员。通过“昌隆”公司的海外贸易渠道，以“派遣学习”或“海外任职”的名义，将他们分批秘密转移至香港、乃至更后方的昆明、重庆等地，为未来的持久抗战保存技术火种。这条秘密转移通道，也被用于紧急情况下关键党内干部的撤离。
物资囤积与渠道建设： 除了之前规划的药品、无线电器材等，明渊特别指示明诚，加大了对粮食、布匹、五金工具等基础生存物资的囤积。这些物资部分存放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秘密仓库，部分则通过伪装成普通商货，利用明家控制的运输线，提前向武汉、长沙等即将成为战略后方的城市渗透，建立隐蔽的储备点。同时，利用赵德彪这条线，密切关注并试图影响76号和日军的物资调配，制造混乱，延缓其战略物资的集结。
情报网络纵深拓展： 指示新发展的“合作者”陈明达，留意汪伪政府内部关于战时经济统制、金融政策的动向；要求苏婉珍，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留意所有关于日军部队番号、调动、以及新式武器装备的档案记录；命令赵德彪，扩大监控范围，留意日军参谋本部或特高课高层人员的异常行程。这张不断延伸的情报网，目标不再仅仅是上海，而是开始具备为全国战场提供预警和支持的雏形。
“明丰”厂的秘密： 对明丰五金厂地下隐秘空间的探查被列为最高优先级。明渊有种直觉，那个被木匣指引的地方，可能藏着某些在关键时刻能发挥奇效的东西，或许是武器，或许是资料，或许是……其他难以想象的秘密。他命令明诚，在不引起任何外界注意的前提下，设法弄清入口结构，寻找安全开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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