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九年的寒冬，终于在时断时续的枪声、暗巷里的血腥以及无声的谍战中，踉跄着走入了尾声。旧历新年的气息，并未给孤岛上海带来多少暖意，反而像一层薄薄的脂粉，勉强遮盖着底下日益溃烂的肌体。黄浦江上混浊的风，裹挟着江水的腥气与码头煤灰的颗粒，吹拂过外滩那些冰冷沉默的巨石建筑，也吹拂过弄堂里蜷缩在饥寒中瑟瑟发抖的芸芸众生。
明渊站在“昭和通商”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楼下街道上如同蚁群般涌动的人流车马。阳光透过厚重的云层，在他苍白而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影。他穿着一身剪裁极其合体的深灰色条纹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整个人像一柄收入鞘中的名刀，收敛了所有锋芒，只余下一种沉淀下来的、近乎冰冷的优雅与疏离。
第一部分“潜渊”的终结，并非风暴的平息，而是将他彻底锻造成了一把更适合在黑暗森林中生存的武器。镜中那双虚无的眼睛，并非情感的消亡，而是将所有软弱的、可能被利用的部分，深深埋藏在了理智与计算的冰层之下。他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要做什么，以及需要付出何种代价。
脑海深处，那片代表系统沉寂的区域，依旧如同亘古不变的死寂荒原，血红色的背景仿佛永恒的黄昏。然而，在那极致寂静的深处，偶尔，极其偶尔地，会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波动，如同濒死星辰最后的心跳，微弱，短暂，却真实存在。这并未给他带来希望，反而更像是一种无声的警示，提醒着他体内潜藏着一个巨大的、不受控的变量，一个与他灵魂纠缠不清的谜团。
他不再试图去主动唤醒它，也不再为它的沉寂而感到恐慌。他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就像此刻，他不需要任何数据面板的提示，仅凭过往积累的经验、对人心的洞察以及对局势的敏锐嗅觉，便能清晰地感知到，脚下的这座城市，正站在新一轮巨大动荡的悬崖边缘。
汪兆铭（汪精卫）一行已于年前秘密抵达上海，与日方紧锣密鼓的“和谈”已进入最后阶段。一个由日本扶植、以汪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成立，如同一个即将被推上历史舞台的丑陋傀儡，只待幕布拉开。这意味着上海，乃至整个华中占领区的权力格局，将迎来一次彻底的洗牌。
旧的利益链条将被打破，新的权力真空需要填补，依附于各方势力的魑魅魍魉们，正磨尖爪牙，准备在这场饕餮盛宴中分一杯羹。
混乱，对于普通人意味着灾难。但对于明渊，对于游走于影、剑、盾三重身份之间的他而言，混乱，意味着机会。一场可以让他趁乱布局，将触角伸向更核心、更致命位置的新棋局，正在缓缓铺开。
“藤原顾问，”秘书佐藤恭敬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打断了他的沉思，“刚刚接到特高课藤田课长办公室的通知，下午三时，在梅机关召开关于新政府成立前后‘治安维持与经济稳定’的联席会议，请您务必出席。”
明渊缓缓转身，脸上已自然而然地浮现出“藤原拓海”那标志性的、带着适度矜持与疏离的微笑：“知道了。回复课长阁下，我会准时参加。”
“嗨依！”佐藤躬身退下。
梅机关……联席会议……明渊的指尖在冰凉的窗玻璃上无意识地敲击着。这是日方协调对汪伪政策的核心机构，能参与其中，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藤田芳政在此刻点名要他参加，用意深远。一方面，是对他“藤原”身份的进一步确认和倚重，尤其是在经历了渡边信一事件和服部彦次郎调查之后，这种倚重显得尤为珍贵。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看中了他“经济顾问”的才能，希望他能在这场权力重组中，为日方，或者说为藤田派系，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控制权。
他需要在这场会议中，展现出足够的价值，但又不能过于锋芒毕露，引来不必要的猜忌。他需要像最高明的棋手，在落子之前，便已看清之后十步、二十步的种种可能。
二
下午三时，位于虹口日占区核心地带的梅机关会议室。
气氛凝重而肃杀。长条会议桌两侧，泾渭分明地坐着身着军服的日本陆海军军官、西装革履的政府官僚以及少数几位像明渊这样身份特殊的“顾问”。空气中弥漫着烟草、皮革和一种无形的、属于权力的压迫感。
藤田芳政坐在主位，面色阴沉，目光如同鹰隼般扫过在场众人。他身边坐着几位梅机关和特高课的核心干部，南造云子并不在场——自十六铺码头事件后，她被暂停了大部分对外行动权限，据说正专注于内部审查和渡边事件的善后，权力已被大幅架空。这对明渊而言，暂时减少了一个最致命的威胁，但他丝毫不敢放松，深知那条毒蛇绝不会甘心蛰伏太久。
会议的主题围绕着汪伪政府成立后，如何确保上海这座“经济心脏”的稳定，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资源为“圣战”服务展开。军官们强调军事管控和物资征用的优先级，官僚们则更关心行政体系的平稳过渡和税收的可持续性，双方时有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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