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原彻的核查如同一片阴云，笼罩在“昭和通商”的上空。明渊表面上从容应对，吩咐秘书佐藤严格按照清单准备材料，甚至额外提供了一些无关紧要、却显得坦诚的辅助文件，但在暗地里，他已然将北原彻及其背后的宪兵队特高课系统，列为了最高级别的威胁之一。
经济的触手需要暂时收缩，更加隐蔽。“种子”计划也必须更加审慎。然而，这并未使明渊的潜伏工作陷入停滞，反而促使他加速了另一层面的转型——情报重心的战略升华。
随着“归鸟”行动的尘埃落定和太平洋战局的日益明朗，日军在华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行动已然减少。与之相对，为了支撑这场日益艰难的战争，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资源调配、以及高层之间因战局不利而激化的政治斗争，变得愈发关键。这些战略层面的信息，其价值远远超过某一次具体的扫荡计划或部队调动。它们关乎战争的持久力，更关乎战后格局的演变。
明渊传递情报的内容，开始悄然发生质变。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充当一把插入敌人心脏、提供即时威胁预警的“匕首”，更要成为一个能够洞察敌人整体健康状况和未来走势的“诊断师”。
这种转变，得益于他“藤原拓海”身份的日益稳固和地位的提升，更得益于他那已然升华的系统能力。他能够从海量的、看似零散的日常信息中——比如某位东京官僚无意间的抱怨、某份经济报告中不起眼的数据异常、军方内部流传的某些非正式讨论、甚至是一些社交场合的流言蜚语——敏锐地捕捉到背后隐藏的战略动向。
此刻，他正在分析由“灰枭”小组刚刚送来的一份截获的、并不完整的日军内部通讯记录片段。记录涉及的是关于本土“稀有金属优先调配序列”的争论。其中提到，原本优先保障海军航空兵某新型战机研发的“铍”元素，其配额被临时划拨了一部分给陆军下属的一个代号“朱雀”的秘密研究所。
这个变动看似微小，却让明渊立刻警觉起来。海军与陆军的资源争夺白热化他早有耳闻，但能让海军在新型战机项目上让步，这个“朱雀”研究所的项目优先级之高，可见一斑。结合之前获取的、关于日本在生物武器领域有所投入的零星信息，一个令人不安的推测在他脑中形成。
他没有确凿证据，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他立刻通过“影”的绝密渠道，向黎国权发出警示，内容不再是“日军某部将于何时何地扫荡”，而是：“日高层资源倾斜出现异常变动，疑似强化某生物战相关绝密项目（代号可能关联‘朱雀’），优先级极高，甚至压过海军核心装备研发。建议提请国际社会关注，并着手针对性防御研究。”
这是一份典型的战略预警情报。它不提供具体的打击目标，却指明了潜在威胁的方向和严重性。
二
升华的情报工作，更多依赖于对公开或半公开信息的深度挖掘和关联分析。明渊开始更加系统地利用“昭和通商”与日本本土的贸易往来，以及“藤原”身份带来的社交便利，有意识地收集日本国内的报纸、专业期刊、经济白皮书甚至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内部通报。
他的办公室一角，多了一个巨大的、标注着各种符号和连线的信息墙。上面不再是上海的地图，而是日本本土的行政区划图、主要工业分布图、以及政军界重要人物关系图。
他注意到，近期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在报道前线战事时，措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减少了对“赫赫战果”的渲染，多了对“将士玉碎”的悲壮描述和对“后勤保障”的隐晦强调。同时，一些经济类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地讨论“战时经济结构调整”和“非常时期国民生活保障”的议题。
这些变化，在普通人看来或许只是宣传口径的调整，但在明渊眼中，却是日本国内战争承受能力接近极限、社会矛盾开始凸显的明确信号。他将这些信息与通过特殊渠道获取的、关于日本国内粮食配给进一步缩减、黑市物价飞涨的情报相互印证，得出了“日本国内民生压力巨大，社会稳定性正在下降”的结论。
这份情报，同样通过“影”的渠道传递出去。它有助于组织上更准确地判断战争的长期性，以及在日本内部寻找潜在突破口的机会。
除了宏观动向，高层政治斗争更是他关注的重点。堀越正人议员那次晚宴后，明渊并未与他再有直接接触，但他通过其他渠道，持续关注着这位“稳健派”议员的动向。他发现，堀越最近在议会中几次发言，都集中在“优化占领区管理，汲取资源应以可持续为前提”等方面，这显然与军部强硬派“竭泽而渔”的主张相左。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堀越关系密切的近卫文麿公爵，近期称病减少了公开露面，但其麾下的智囊却异常活跃，频繁与各界人士接触。明渊通过交叉比对各种信息碎片，拼凑出一个可能性：近卫集团可能正在酝酿一次针对东条英机内阁的、以“寻求战争终结途径”为旗号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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