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楚阳在沪海的十里洋场里，如同一个精密的棋手，在明暗两条线上同时布局。他深知，未经洗白的金银如同烫手山芋，既无法安心用于军火交易，更可能暴露自己的来历，因此将“洗钱”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多渠道分散操作，步步为营。
他先是乔装成南洋归来的华侨商人，带着几块成色极佳的金砖，走进了公共租界内的汇丰银行。在与银行经理的周旋中，他编造了“继承家族遗产，需兑换成沪海通用货币用于实业投资”的理由，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沉稳的气度，成功开设了一个私人账户。第一次仅兑换了50万大洋，分三笔转入账户——一笔以“侨汇”名义，一笔标注“艺术品拍卖所得”（实则是他用小块黄金在拍卖行“自买自卖”的戏码），最后一笔则通过一家关联的洋行，虚构了一笔“橡胶贸易预付款”。银行经理虽有疑虑，但在楚阳“不经意”递上的两根金条“茶水费”和看似完备的手续面前，最终选择了放行。
随后的几天，他又辗转于三家不同的钱庄和两家华资银行，用类似的手法操作：在宁波帮的“恒通钱庄”，他以“采购茶叶”为由，将银锭兑换成庄票，再通过钱庄的联号，将庄票在苏州、杭州的分号周转一圈，最终以“货款回收”的名义转回沪海账户；在中国银行，他则利用当时实业兴起的热潮，声称要投资纺织厂，将一批银元宝兑换成纸币后，一部分存入工厂筹备账户，一部分通过“股东分红”的名义拆分转出。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每天只操作一个渠道，每次兑换金额不超过30万大洋，且刻意变换衣着与身份——时而穿西装扮洋商，时而着长衫充乡绅，连对接的银行职员都未曾察觉这些交易出自同一人之手。
一周时间悄然过去，楚阳看着几家账户里总计200多万大洋的余额，长舒了一口气。这些钱已彻底摆脱了“江底沉宝”的痕迹，变成了有据可查的“侨汇”“货款”与“投资款”，足够支撑他后续的军火采购。而在洗钱的同时，他也未放松对军火渠道的探查，将目光投向了沪海黑市中最神秘的群体——信息商人。
他通过之前在十六铺黑市结识的一个小摊贩，辗转联系上了一位绰号“百晓生”的黑市信息商。此人常年盘踞在法租界与华界交界的“同福里”，以倒卖情报为生，上至军阀动向，下至市井八卦，无所不知，且嘴风极严，只要给够钱，便能拿到最准确的消息。楚阳在一家隐蔽的烟馆里与他见面，烟馆内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鸦片与劣质烟草混合的味道，“百晓生”戴着一副圆框墨镜，手指夹着烟枪，声音沙哑如磨砂纸：“楚先生要的军火渠道，不是随便能打听的，道上的规矩，先付1万大洋定金，消息保真，成不成另说。”
楚阳没有犹豫，当场从皮箱里取出10叠银元放在桌上。“百晓生”眼睛一亮，收起墨镜，从怀里掏出一个油布包，里面是几张泛黄的纸片和一幅手绘的地图。“目前沪海有四条主要军火线：一条是日本人的，在虹口租界，主要卖‘三八式’步枪和手雷，价格高但质量好，不过他们只和有军方背景的人交易；第二条是俄国人的，在杨树浦码头，手里有一批从俄国带出来的机枪和炮弹，成色杂，但量大管饱，只要给钱就卖；第三条是本地帮派‘斧头帮’的，控制着十六铺的地下交易，主要倒卖二手的毛瑟手枪和步枪，渠道最乱，但交货最快。”还有最后一条则是欧美各个梦想家们带着各家的军火。不过这条不太固定，时有时无。
他顿了顿，用烟枪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点：“你之前打听的‘独眼龙’，就是斧头帮的外围贩子，手里没什么好货，真要大宗交易，得找他们的堂主‘黑虎’。不过这人疑心重，交易前要过三关：验身份、查底细、押人质，你得提前准备好。”楚阳将这些信息一一记在心里，又追问了白俄流亡军和日本人的交易细节，“百晓生”收了钱，知无不言，连交易时的暗号、验货的地点都详细告知。
离开烟馆时，夜色已深，沪海的霓虹灯在雾中晕开一片模糊的光影。楚阳握着口袋里的地图，心中已有了计较：200万大洋的资金已就位，军火渠道也逐渐清晰，接下来，便是要在这些虎狼环伺的交易中，选出最可靠的一条，将武器安全地运回昆明——而这，注定又是一场凶险的博弈。楚阳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俄国人身上。相比日本人的苛刻条件和斧头帮的江湖套路，这群背井离乡的俄国人更看重“现钱”，只要价码合适，交易门槛相对较低——这对没有军方背景、急于拿货的他而言，是最优选择。根据“百晓生”提供的信息，白俄在杨树浦码头的联络点是一间废弃的仓库，交易暗号为“麦子换面包”，接头时间定在每日凌晨三点。
行动当晚，楚阳换上一身黑色短打，外罩一件宽大的风衣，将一把从黑市买来的勃朗宁手枪藏在腰间，独自驱车前往杨树浦码头。此时的码头早已没了白日的喧嚣，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风中摇曳，照亮路面上的积水，倒映出斑驳的光影。废弃仓库坐落在码头最西侧，墙体斑驳，窗户破碎，门口堆着几捆生锈的钢筋，像一头蛰伏的野兽，藏在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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