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回到1918年11月11日，巴黎近郊贡比涅森林的福煦车厢内，一纸停战协定终结了持续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世界重回太平”的电报信号穿透云层，抵达滇南镇南县保安团团部时，后院密室的煤油灯正映着楚阳紧绷的侧脸。他指尖悬在欧洲地图上，反复摩挲着柏林、鲁尔与伊斯坦布尔三个红色标记，指腹的薄茧蹭过纸面，留下淡淡的划痕。
桌案上，两份文件静静摊开。左侧是印度神庙黄金的清单，2137吨的数字旁标注着“已运抵果敢秘密金库”，泛黄的羊皮纸边缘泛着冷光，仿佛还残留着恒河平原的湿气；右侧是特训队队长楚峰从柏林发回的密报，字迹用密写药水写就，经火烤后显露出淡蓝色痕迹：“德国克虏伯、莱茵金属等军工企业遭协约国强制肢解，设备被拆运，工程师月薪不足20马克，仅够买半袋黑面包；奥斯曼帝国解体，伊斯坦布尔兵工厂专家流落集市，以修马蹄铁、打农具为生，造炮设备按废铁价贱卖……”
“太平？”楚阳忽然嗤笑一声，打破了密室的沉寂。他转头看向身后的楚礼与楚武，前者正低头核对着黄金运输的账目，后者手按腰间的毛瑟手枪，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这是英、法、美的太平，是他们瓜分世界的太平，不是我们缅北200多万人的太平。”他手指重重敲在地图上的缅甸板块，“现在缅北是什么光景？80万移民刚站稳脚跟，本地居民120多万，加起来200多张嘴要吃饭；军队只完成2.3万人的基础训练，3万的扩编计划还在纸面上——没有自己的工业，我们就是英军砧板上的肉，他们随时能像捏碎土司武装一样捏碎我们。”
楚阳俯身向前，油灯的光在他眼底投下深邃的阴影：“楚峰的特训队，该收网了。去欧洲，把德国的‘工业骨架’、奥斯曼的‘军工火种’，连人带设备全都拆回来。2000多吨黄金，这次要花在刀刃上——每一两黄金，都要变成缅北的钢炉、机床和火炮。”
早在1915年，当欧洲战场的炮火正烈时，楚阳已布下一盘远棋。他从楚家子弟与镇南县阿木阿其彝寨精心挑选的人。经过这些年的秘密特训这些年轻人不仅精通英、德、法、土等国语言，还接受政治、军事、情报、商业的全维度训练——白天学会计账簿、机械制图，晚上练格斗暗杀、密写密码，甚至模仿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从喝咖啡的姿势到握手的力度，都反复打磨。
1917年秋，这批特训队员以“一战华工”的身份，分批登上前往欧洲的货轮。他们混在数万华工中，有的在法国北部的战壕里挖工事，有的在德国鲁尔区的煤矿里挖矿，有的在奥斯曼帝国的铁路上修路。随着战争推进，他们凭借流利的外语与专业技能，悄悄渗透进所在国的各行各业：在德国，有人成了克虏伯工厂的仓库管理员，能轻易摸清设备库存；在奥斯曼，有人伪装成波斯商人，与兵工厂的专家称兄道弟；在英国，甚至有人进入伦敦的邮局，能接触到殖民部发往缅甸的密电。
如今，随着停战协定的签署，这些潜伏的“棋子”终于到了启用的时刻。楚阳给楚峰定下“三不原则”：不与协约国官方发生任何直接接触，避免暴露缅北的存在；不购买被《凡尔赛和约》管控的坦克、飞机等核心武器，只聚焦基础工业设备与军工生产线；不留下任何与“楚家”“缅北”相关的痕迹，所有交易均通过扶持的欧洲傀儡完成——在欧美地区亚洲人投资受限，楚阳便让特训队员以“匿名注资”的方式，控制了多家濒临破产的荷兰贸易公司和多家德国机械厂，打造出“白皮黄心”的商业外壳。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楚阳在给楚峰的密信中写道，“人才优先，设备为辅。要让缅北的200多万人有饭吃、有衣穿，让军队有枪有炮，就得先把工业的骨架搭起来。德国人的技术，奥斯曼人的经验，都是我们需要的血肉。”
1918年12月的柏林，寒风卷着鲁尔区的煤灰，在街头巷尾肆虐。曾经象征着德国工业骄傲的克虏伯工厂门口，如今挤满了失业的工程师和技工。他们穿着磨破的大衣，手里举着写有“会造机床，求一份工作”的纸牌，眼神里满是绝望——协约国的封锁让德国经济濒临崩溃，黑面包成了奢侈品，有的工程师甚至要靠典当怀表换粮食。
楚峰穿着一件借来的呢子大衣，混在人群中，按照线人艾萨克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柏林郊区的一栋小阁楼。艾萨克是前德军总参谋部的犹太文书，因战乱失去工作，家人死于凡尔登战役，是特训队以“提供避难所和生活资助”为由策反的关键线人。他给楚峰的纸条上写着：“海因里希·冯·科勒，71岁，克虏伯前总工程师，掌握精密机床设计核心技术，目前独居，有三个年幼的孙子。”
楚峰推开门时，阁楼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海因里希正坐在窗边，对着一堆泛黄的机床设计图发呆。老人头发花白，满脸皱纹，手指因长期握笔而关节粗大，此刻正用一块干硬的黑面包，小心翼翼地喂着蜷缩在怀里的三个孙子。听到动静，他猛地抬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握紧了靠在墙角的拐杖：“你们是谁？协约国的清查人员？”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