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峰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包里拿出一块用油纸包着的白面包和一张支票，轻轻放在桌上。白面包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三个孩子的眼睛立刻亮了，却不敢伸手去拿，只是怯生生地看着海因里希。“我们是来自亚洲的华商，在东南亚有一片种植园和工厂，需要有人帮我们建机床厂，造农具和机器零件。”楚峰的德语带着一丝荷兰口音，听起来像个常年在欧洲做生意的商人，“这是给您的聘书：每月600马克，终身支付；在柏林郊区为您购置一栋带花园的别墅，保障三个孙子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教育费用；您若想返回德国，我们随时提供支持。”
他指着桌上的设计图，继续说道：“您的这些图纸，在德国可能只是废纸——协约国不让德国发展工业，您的技术没有用武之地。但在我们那里，这些图纸能让几百万人吃饱饭，能让农民用上铁犁，让工厂造出机器。您的技术，不该埋没在废墟里。”
海因里希看着白面包，又看了看支票上的数字，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他这辈子都在克虏伯工作，从学徒到总工程师，见证了德国工业的辉煌，也亲历了战败后的衰落。唯一的儿子死在凡尔登战役，三个孙子成了他唯一的牵挂。楚峰的条件，不仅能让他安度晚年，更能让他毕生钻研的技术传承下去。沉默了许久，老人终于点了点头，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还有15个徒弟，都是克虏伯的核心技工，涵盖铸造、车床、热处理、精密加工，他们现在也失业了，我想带他们一起去。”
“求之不得。”楚峰笑着伸出手，“我们欢迎所有有能力的人。”
三天后，在艾萨克的安排下，海因里希带着15名技工和他们的家人，悄悄离开了柏林，坐上了前往荷兰鹿特丹的火车。火车开动时，海因里希回头望了一眼柏林的方向，眼里满是不舍，却又带着一丝对未来的期待。他不知道具体是亚洲的哪里，但他知道，那里有他技术的未来。
在鲁尔区，楚峰更是收获满满。一家为德军生产毛瑟步枪零件的机床厂因破产清算，老板正愁没人接手150台精密机床——这些机床都是1914年出厂的，八成新，能加工精度达0.01毫米的零件，以前是造步枪的核心设备，现在却成了烫手山芋。楚峰通过控制的荷兰贸易公司，即800万美元）的价格，不仅买下了所有机床，还说服老板派了50名技术工人一同前往亚洲。“这些机床在德国是废铁，在我们那里，能变成造农具的利器。”楚峰对老板说，“您的工人跟着去，每月能拿到在德国10倍的薪水，还能全家移民，何乐而不为？”
更意外的是，通过艾萨克的关系，楚峰找到了莱茵金属的退役厂长赫尔曼。赫尔曼曾参与设计德国的75毫米山炮，在协约国清查时，他偷偷将一套完整的“75毫米山炮生产线”图纸和1200套生产工具，藏在了鲁尔区的一个废弃煤矿里。“协约国不让德国造炮，我的图纸和工具就成了废物。”赫尔曼苦笑着对楚峰说，“但你们不一样，亚洲需要火炮来保护自己，我的技术能在那里发光发热。”约合400万美元的白菜价买下图纸和工具，还聘请赫尔曼担任缅北军事工业的技术顾问。赫尔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早就厌倦了德国的破败，渴望找一个地方重新施展抱负。
1919年3月，楚峰带着德国团队，转道前往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分崩离析，昔日的“新月荣光”不复存在，伊斯坦布尔成了一座被悲伤笼罩的城市。曾经为帝国军队提供武器的兵工厂，如今成了一片废墟，断壁残垣上还留着战争的弹痕，生锈的机器零件散落一地，像一具具工业的遗骸。
楚峰要找的第一个人，是奥斯曼帝国兵工厂前首席火炮设计师穆斯塔法·贝伊。穆斯塔法曾设计出在加里波利战役中重创英军的“105毫米榴弹炮”，这种火炮射程远、威力大，一度让英军闻风丧胆。但现在，他只能在伊斯坦布尔的跳蚤市场上，用自己的设计图换面包。楚峰找到他时，穆斯塔法正蹲在地上，给一个农民修锄头。他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长袍，手上全是老茧和油污，脸上刻着岁月的沧桑，完全看不出曾经是帝国的顶尖设计师。
“穆斯塔法先生，我听说您是奥斯曼最优秀的火炮设计师。”楚峰递上一袋面粉和200里拉——在当时的伊斯坦布尔，200里拉能买10袋面粉，足够一家人吃一个月。“我们在亚洲有一片土地，有几万军队，需要能在山地和雨林作战的火炮。我们想请您去亚洲，把您的105毫米榴弹炮改成适合山地的版本，每月薪水1200里拉，管吃管住，您的家人可以一起去，我们那里有学校和医院，您的妻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孩子可以上学。”
穆斯塔法看着面粉，又看了看楚峰真诚的眼神，眼泪瞬间掉了下来。他的妻子卧病在床，没钱医治；三个孩子饿得直哭，只能靠他修农具换点吃的。协约国的封锁让奥斯曼连粮食和药品都稀缺，楚峰的条件，对他来说简直是“救命之恩”。“我……我还有9个老同事，都是以前兵工厂的核心人才，有锻造专家、火药技师、炮架设计师，他们现在也过得很苦，我想带他们一起去。”穆斯塔法哽咽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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