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深秋，纽约曼哈顿的一间公寓里，统调局美洲区分站特工楚伟正将一份标注“绝密”的文件交给北美能源开发公司CEO约翰·威尔逊。文件上罗列着两个陌生的化学名词——“磺胺”“普鲁卡因”，旁边还附着一行小字：“1908年德国已合成，目前美国无人关注，需尽快注册专利并秘密研发”。这是楚阳基于未来记忆，在能源布局之外，为缅北埋下的另一枚“财富与健康”的种子。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里，楚伟化名“周伟”，开始悄悄买入通用汽车、波音飞机的股票；旧金山的一间实验室中，德国化学家正在调试设备，试图合成世界上第一批量产磺胺类消炎药。从医药专利到股市红利，从新兴实业到能源命脉，楚阳的美国布局不再是单一的“薅羊毛”，而是一张覆盖“健康、资本、工业”的多维网络，为缅北自治攒下足以抗衡列强的底气。
楚阳深知，1920年代的美国医药界仍处于“抗生素空白期”。青霉素要到1928年才被弗莱明发现，而1908年德国化学家格哈德·多马克合成的“磺胺”（首个能有效治疗细菌感染的化学药物），因未进行系统临床实验，此刻还躺在德国化学期刊的角落，美国药企完全未意识到其价值。更关键的是，美国专利局对“化学合成药物”的审查相对宽松，只要能提供基础实验数据，就能注册专利——这为楚阳抢占先机创造了条件。
1922年11月，楚阳通过科恩的关系，在特拉华州注册了一家名为“北美生物制药公司”（North American Biopharmaceutical Co.）的壳公司，股权结构与北美能源开发公司如出一辙：表面由科恩持股51%，实际资金来自楚阳的花旗银行秘密账户，核心研发团队则是从德国招募的3名退役军医与2名化学工程师（均为一战后失业的德国技术人员）。
研发团队抵达美国后，立即以“治疗链球菌感染”为课题，展开磺胺的临床实验：
- 实验对象：选择纽约贫民窟的流民，以“免费治疗”为诱饵，收集细菌感染患者的治疗数据——1923年3月，团队用磺胺成功治愈了20例化脓性扁桃体炎患者，治愈率达90%，远超当时常用的“放血疗法”；
- 专利注册：1923年5月，北美生物制药公司以“用于治疗细菌感染的芳香族磺胺化合物”为名，向美国专利局提交专利申请，仅3个月就获得批准，专利号US，成为美国首个磺胺类药物专利持有者；
- 技术隐藏：为避免引起德国注意（防止专利纠纷），团队故意在专利文件中简化合成步骤，隐藏关键催化剂，只保留“基础合成路径”，确保即使专利公开，其他药企也无法快速复制。
1924年，北美生物制药公司在新泽西州建立一座小型实验室工厂，开始小规模生产磺胺片剂，年产量仅5000瓶（每瓶100片），定价高达10美元/瓶（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工资），以“处方药”名义仅供应纽约、波士顿的高端医院。
市场策略：不做广告，仅通过医生推荐打开市场——团队说服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术后感染患者中使用磺胺，其“快速消炎”的效果很快在医学界传开，成为高端医院的“稀缺药品”；
- 利润回流：这些磺胺仅有10%在美销售，其余90%通过楚氏货栈的走私船队，秘密运回缅北，成为果敢自卫军的“战地神药”——1925年掸邦边境冲突中，自卫军士兵伤口感染率从之前的40%降至5%，磺胺的作用功不可没；
- 技术储备：团队同时研发磺胺的衍生物（如磺胺吡啶、磺胺噻唑），并开始研究“普鲁卡因”（1905年德国合成的局部麻醉药），1926年成功注册普鲁卡因专利，为缅北未来的外科手术发展奠定基础。
楚阳深知，磺胺一旦大规模推广，必然会引起默克、礼来等美国药企的注意。因此，他严格限制北美生物制药公司的产能，甚至故意放慢研发进度：
- 当美国药企上门寻求合作时，科恩以“技术不成熟、产能有限”为由拒绝，只象征性授权一家小型药企生产普鲁卡因，收取微薄专利费；
- 研发团队对外宣称“磺胺存在严重副作用”（如皮疹），故意降低其市场热度，实则在实验室中优化配方，减少副作用——这种“欲擒故纵”的策略，让北美生物制药公司在1920年代的美国医药界始终“默默无闻”，却悄悄垄断了关键抗生素的专利。
1922年的美国股市，正处于“柯立芝繁荣”的起步阶段，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21年的75点一路攀升，未来7年将上涨近5倍，直至1929年崩盘。楚阳凭借未来记忆，清晰知道哪些行业将在牛市中领涨，哪些企业虽处于萌芽期却暗藏危机，他制定了“买入领涨股、做空危机股、布局潜力股”的三维策略，通过秘密账户在华尔街收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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