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冬,萨尔温江沿岸的寒风卷着枯叶,掠过缅北21个县的县城门楼。此时,首批1万名身着褪色灰布军装的自卫军老兵,正背着行囊走出军营——他们中有人带着对英作战时留下的伤疤,有人握着楚氏兵工厂特制的纪念匕首,即将奔赴各县的武装警察营(后部分改称地方保安团)。从这一年开始,楚阳启动了为期五年的“老兵归位”计划:每年安排1万名自卫军老兵退役,充实地方安防力量,用经历过实战的铁血骨干,为缅北织就一张覆盖城乡的“安全网”,让自治政权的根基在平稳发展中愈发坚固。
1925年的缅北,虽已实现初步自治,但地方安防仍是短板——各县的治安多靠临时招募的民团维持,缺乏纪律性与战斗力,面对英军纵容的土匪、土司武装的袭扰,常常力不从心。而自卫军中,3.2万首批老兵已服役四五年,经历过噶弄山抗英、掸邦剿匪等实战,不仅战术过硬,更对华联党有绝对忠诚。楚阳深知,让这些老兵退役后奔赴地方,既是对他们的安置,更是为地方安防注入“强心剂”。
首批退役的1万名老兵,是从3.2万老兵中精心筛选的:优先选择年龄28-35岁、有指挥经验(班长及以上)、无重大伤病的士兵,且需通过“忠诚度审查”与“战术考核”——前者由统调局军政自查处负责,核查是否有违纪记录;后者则由楚强亲自带队,考核“山地防御”“街巷清剿”等地方常用战术。
动员会上,楚阳站在老兵队列前,声音沉稳有力:“你们在战场上守住了缅北的门,现在要去守住每个县的家门。到了地方,你们还是‘自卫军’,要护着百姓,不能丢了自卫军的脸!” 老兵们齐声应答,声音震得营区的旗帜猎猎作响——对他们而言,退役不是结束,而是换个战场守护缅北。
按照“每县一个标准营”的规划,1万名老兵被分配到缅北21个县,每个营编制476人(剩余人员补充到总部机动队),下设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后勤排,装备配置向实战倾斜:
每个营配备毛瑟98k步枪300支、MG08重机枪12挺、75mm步兵炮2门(均为楚氏兵工厂自产),弹药储备满足30天作战需求;
营长、副营长全部由服役五年以上的老兵担任,且需有对英作战立功经历——比如果敢县武警营营长楚虎,曾在噶弄山战役中带领全排击退英军一个连,身上留着三处弹伤;连排长则从退役老兵中选拔,确保指挥层全是“实战派”;
每个武警营的驻地选在县城外围的制高点,既能快速响应县城治安需求,又能监控边境或交通要道——曼德勒北部县的武警营,就设在滇缅公路旁的山头上,扼守着移民与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
当年雨季,佤邦某县遭遇洪水,武警营全员出动,用军用帐篷搭建临时安置点,还帮村民转移粮食、加固房屋,县长在给楚阳的报告中写道:“有老兵在,百姓心里就有底。”
从1926年开始,楚阳坚持“每年1万老兵退役分流”的机制,且根据地方需求,将部分县的“武警营”改称“地方保安团”——名称虽变,核心职能不变,仍以退役老兵为骨干,同时吸纳本地青年,实现“老兵带新兵”的良性循环。
这一年退役的1万老兵,除了承担安防任务,还多了两项职责:
配合内务部,帮新移民搭建住房、划分土地——在克钦邦新垦区,保安团老兵带领移民开垦荒地20万亩,还教他们用“军用帐篷改造临时粮仓”,避免粮食受潮;
老兵中懂农业的,配合农业厅,向村民推广楚氏的“改良稻种”——在云南移民集中的曼德勒东部县,老兵王福带着村民试种改良稻,亩产从250斤提升到380斤,村民们都喊他“王师傅”。
这一年,英军在缅北边境频繁搞“小动作”:派侦察机低空侦察、纵容土司武装袭扰。针对此,退役老兵主导的保安团与自卫军建立“协同机制”:
保安团在边境村寨设立“信息点”,村民发现英军动向,可直接向保安团报告,再由保安团传递给自卫军;
每季度,保安团与自卫军进行一次“边境防御演练”——在萨尔温江中游,保安团用“战壕+铁丝网”构建防御工事,自卫军则用迫击炮模拟英军进攻,双方配合愈发默契。
当年秋,英军纵容的掸族土司武装试图攻占某边境村寨,保安团与自卫军联合作战,仅用2小时就击退敌人,还缴获了2挺英军制式机枪。
到了后期,退役老兵的角色从“主导者”逐渐转变为“引导者”:
每个保安团招募100-150名本地少数民族青年(佤族、掸族、克钦族),由退役老兵担任教官,教他们战术与纪律——在佤邦县,200名佤族青年加入保安团,在老兵的带领下,不仅学会了使用步枪,还懂得了“民族平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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