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3日清晨，仰城军委会办公室的玻璃窗蒙着一层薄霜，将窗外的晨光滤得朦胧。屋内，黄铜制的取暖炉里，木炭燃得正旺，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凝重。突然，无线电发报机的“滴滴答答”声骤然变得急促，像密集的鼓点，敲碎了清晨的静谧，每一声都撞在人心上。
“主任！西安急电——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扣了蒋介石！”楚平几乎是冲进办公室，手里的电报纸被攥得皱起，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事变是昨天凌晨发生的，通电全国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现在南京乱成一团，何应钦已经调集部队逼近西安，华国都炸了！”
楚阳猛地从座椅上站起，快步接过电报纸，指尖触到纸张的瞬间，力道不自觉加重，深深的指印嵌进纸面。作为穿越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则消息背后的千钧重量——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兵变，是华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酝酿走向成型的关键转折点，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却也藏着随时可能引爆内战的危机。
他脑海里瞬间闪过清晰的时间线：西安事变若能和平解决，国共合作的大门将彻底打开；可一旦谈判破裂，内战再起，日军必将趁虚而入，华夏大地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更让他心头发紧的是，距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仅剩短短七个月——留给华国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备车，去兵工厂。”楚阳将电报纸拍在桌上，语气沉得像淬了钢。楚平刚要应声，却被他抬手制止：“不用，我自己走过去。”
推开办公室大门，凛冽的寒风裹挟着兵工厂烟囱排出的煤烟味扑面而来，呛得人鼻腔发疼。楚阳沿着街道快步前行，沿途的景象尽收眼底：兴南兵工厂的高炉喷吐着浓黑的烟柱，如黑色巨柱直插天际，那是1931年启动“军工自主化”战略以来，七年磨一剑的成果；街道旁，运输钢材的卡车呼啸而过，车斗里的钢板泛着冷光；远处的训练场上，士兵们正进行战术演练，“兴南1式”步枪的枪声此起彼伏——从步枪、机枪到山炮，兴南的军火库早已堆满；镇南的纺织厂、化肥厂日夜运转，织出的棉布能武装百万大军，产出的化肥能让农田增产三成；三十万经过正规化训练的士兵，早已练就一身硬本领，随时能奔赴战场。
而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为华国的抗战，攒下足够的本钱。
回到军委会时，楚阳的脸颊已被寒风冻得通红，却眼神灼灼。“楚平，立刻给龙云发特级密电。”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钢笔，笔尖在纸上停顿片刻，语气斩钉截铁，“内容就说：西安事变爆发，抗日大局已到关键时刻，我楚阳即日启程返滇，恳请在昆明翠湖官邸面谈，事关西南安危、民族存亡，十万火急，盼复。”
楚平接过电文，看着上面的字迹，张了张嘴，终究还是忍不住开口：“主任，您要亲自回云南？
“对了，马上让外联部联络南洋华人华侨准备两批人员准备访问金陵和陕北圣地。西安事变一解决就出发。”
他走到书柜前，取出一张泛黄的宣纸，那是1914年他刚接手镇南时，亲手绘制的产业分布图。如今，他要亲手将这张图上的一切，都献给华国的抗战事业。提起狼毫笔，墨汁饱满，楚阳一笔一划写下五条“诚意条款”，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仿佛耗尽了半生心血：
1. 镇南县所有产业（含3座纺织厂、2座化肥厂、12处货栈、5个冶炼作坊）全部无偿上交云南省政府，由云南民政厅接管，兴南派专人协助交接，确保产业正常运转；
2. 1914年采购德国设备建成的果敢兵工厂、1919年引进美国机床的镇南机床厂，全套生产设备、技术图纸、200名资深技术工人及15名德国工程师，整厂回迁云南，选址昆明附近重建，所有权归云南省政府，兴南派核心技术团队驻厂协助，确保半年内投产；
3. 兴南国防军换装淘汰的二十万套轻武器（含15万支李恩菲尔德步枪、3万挺轻机枪、2万支冲锋枪）及配套弹药（步枪弹每支配发120发，机枪弹每挺配500发），其中十万套赠予云南省政府，五万套赠予四川省政府，五万套赠予广西绥靖公署，弹药分三期交付，1937年3月底前全部到位；
4. 支援云南省政府抗战军费5000万大洋，分两期拨付，1937年1月先付3000万，3月再付2000万，款项由兴南央行直接转账至云南财政厅专户；
5. 捐赠军粮3.28万吨（按十万大军每日口粮0.9公斤、一年365天标准计算），由兴南粮道从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粮库起运，经滇缅公路运抵昆明，1937年2月底前交付完毕，运输途中产生的损耗由兴南承担。
“告诉龙云，我楚阳不是来和他做交易的，是来给他、给云南、给华国送抗战的‘本钱’。”楚阳将写好的条款折好，递到楚平手中。调配两架波音247专机，带一个警卫连随行，明天清晨六点准时起飞，直飞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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