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殡仪馆的铁门还没开,周哑巴就来了。
我守了一夜,眼皮沉得像压了石头,可那声窸窣的纸张摩擦声还是钻进了耳朵。
他照例把一叠信塞进门缝,转身就走,脚步轻得不像七十岁的人。
我抓起外套冲出去,只看见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雾里,像一缕不该存在的影子。
回到值班室,我抖开那叠信,手指一顿。
其中一封,没有寄件人。
收件栏上,工整地打印着一行字:
今日当值:吴青山
不是手写,是打印体,和馆里系统自动生成的排班表一模一样。
我翻过信封,里面果然是一张排班表——日期是三天后,班次是夜十二至早八,岗位:守井房。
和系统记录分毫不差。
“这他妈……谁打的?”我低声骂了一句。
凡子赶来时正撞上我盯着那张纸发愣。
他接过信,扫了一眼,眉头立刻锁死。
“周哑巴送的?他每天这个时候来?”
“三年了,”我嗓音干涩,“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送,也没人委托过他。”
凡子立刻调监控。
画面里,周哑巴准时出现在大门口,布鞋踩着湿漉漉的台阶,怀里抱着个旧帆布包。
他从不抬头看摄像头,也不停留,塞完信就走。
风雨无阻,一天不落。
更诡异的是,馆里没人见过他和任何人说话。
包括我们这些值班的,他连眼神都不给。
“他送的不是信。”凡子盯着屏幕,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是名单。”
我心头一震。
名单——谁的?谁列的?又为什么偏偏是吴青山?
我拨通吴青山电话,他接得很快,语气却像被什么压着:“……我知道你们在查什么。”
“你知道个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名字被写在死亡名单上,你还觉得这是巧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脚步声,急促的,像是冲出了家门。
他来了。
吴青山到的时候,眼眶发红,警服都没换,直接冲进锅炉房。
老吴正在铲煤,火光映在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吴青山一把夺过铁锹摔在地上,声音炸得整个锅炉房都在抖。
老吴没抬头,继续铲煤,一铲,两铲,煤块砸进炉膛,火星四溅。
“你三岁那年,”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锈铁摩擦,“半夜坐起来,说‘白叔叔们来接班了’。你娘不信,打了你一巴掌,说小孩胡话。可第二天你就开始发烧,烧了七天,不吃不喝,就睁着眼,盯着房梁。”
他缓缓抬头,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儿子脸上。
“第三天夜里,你说:‘他们穿白袍,三个,一个高,一个矮,中间那个断了手指。’”
吴青山脸色刷地白了。
我站在门口,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淌。
这三个特征——高、矮、中间断指——正是王师傅描述的“白袍三兄弟”。
老吴指了指锅炉上方那张泛黄的合影。
三人并肩站着,穿着五十年代的工装,站在一口井边。
其中一人袖口别着一枚铜扣,样式古旧,边缘磨损严重。
吴青山走近,伸手碰了照片。
“这扣子……”他声音发颤,“和我的警徽……一模一样。”
我猛地想起什么——吴青山的警徽,是祖传的。
他父亲给的,说曾祖父是民国巡警。
可这张照片,是1954年。
时间对不上。
除非……这枚扣子,从来就不是警徽。
而是“标识”。
我转身就走。
我得知道周哑巴到底是谁。
我跟着他第二天清晨的路线,一路尾随到镇西的荒庙。
庙门歪斜,香火断了十几年,可庙里地面干净得不像没人来过。
正中央没神像,只有一块青石碑,表面刻满名字,密密麻麻,像蚁群爬过。
我蹲下身,一行行看过去。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时间,精确到分钟。
有人写“归队:2018.11.03 04:22”,有人是“接令:2009.06.15 23:08”。
没有重复,没有遗漏,像某种……运行了多年的系统。
我手指颤抖着往下翻,直到碑底。
那里,刻着一个我熟悉的名字:
林建国 2003.07.19 凌晨3:17
我父亲。
死亡时间,分秒不差。
我跪在地上,喉咙像被铁钳夹住。
父亲死于突发心梗,那天我十二岁,凌晨三点十七分,他坐起身,说了一句“他们来了”,然后倒下,再没醒来。
原来他不是发病。
他是……被接走了。
我抬头看向石碑顶端,风吹动残破的屋檐,发出吱呀声,像有人在低语。
这庙不是庙。
是登记处。
周哑巴不是邮差。
他是递名册的人。
而我们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在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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