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殡仪馆的铁门还没开，周哑巴就来了。
我守了一夜，眼皮沉得像压了石头，可那声窸窣的纸张摩擦声还是钻进了耳朵。
他照例把一叠信塞进门缝，转身就走，脚步轻得不像七十岁的人。
我抓起外套冲出去，只看见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雾里，像一缕不该存在的影子。
回到值班室，我抖开那叠信，手指一顿。
其中一封，没有寄件人。
收件栏上，工整地打印着一行字：
今日当值：吴青山
不是手写，是打印体，和馆里系统自动生成的排班表一模一样。
我翻过信封，里面果然是一张排班表——日期是三天后，班次是夜十二至早八，岗位：守井房。
和系统记录分毫不差。
“这他妈……谁打的？”我低声骂了一句。
凡子赶来时正撞上我盯着那张纸发愣。
他接过信，扫了一眼，眉头立刻锁死。
“周哑巴送的？他每天这个时候来？”
“三年了，”我嗓音干涩，“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送，也没人委托过他。”
凡子立刻调监控。
画面里，周哑巴准时出现在大门口，布鞋踩着湿漉漉的台阶，怀里抱着个旧帆布包。
他从不抬头看摄像头，也不停留，塞完信就走。
风雨无阻，一天不落。
更诡异的是，馆里没人见过他和任何人说话。
包括我们这些值班的，他连眼神都不给。
“他送的不是信。”凡子盯着屏幕，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是名单。”
我心头一震。
名单——谁的？谁列的？又为什么偏偏是吴青山？
我拨通吴青山电话，他接得很快，语气却像被什么压着：“……我知道你们在查什么。”
“你知道个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名字被写在死亡名单上，你还觉得这是巧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脚步声，急促的，像是冲出了家门。
他来了。
吴青山到的时候，眼眶发红，警服都没换，直接冲进锅炉房。
老吴正在铲煤，火光映在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吴青山一把夺过铁锹摔在地上，声音炸得整个锅炉房都在抖。
老吴没抬头，继续铲煤，一铲，两铲，煤块砸进炉膛，火星四溅。
“你三岁那年，”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锈铁摩擦，“半夜坐起来，说‘白叔叔们来接班了’。你娘不信，打了你一巴掌，说小孩胡话。可第二天你就开始发烧，烧了七天，不吃不喝，就睁着眼，盯着房梁。”
他缓缓抬头，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儿子脸上。
“第三天夜里，你说：‘他们穿白袍，三个，一个高，一个矮，中间那个断了手指。’”
吴青山脸色刷地白了。
我站在门口，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淌。
这三个特征——高、矮、中间断指——正是王师傅描述的“白袍三兄弟”。
老吴指了指锅炉上方那张泛黄的合影。
三人并肩站着，穿着五十年代的工装，站在一口井边。
其中一人袖口别着一枚铜扣，样式古旧，边缘磨损严重。
吴青山走近，伸手碰了照片。
“这扣子……”他声音发颤，“和我的警徽……一模一样。”
我猛地想起什么——吴青山的警徽，是祖传的。
他父亲给的，说曾祖父是民国巡警。
可这张照片，是1954年。
时间对不上。
除非……这枚扣子，从来就不是警徽。
而是“标识”。
我转身就走。
我得知道周哑巴到底是谁。
我跟着他第二天清晨的路线，一路尾随到镇西的荒庙。
庙门歪斜，香火断了十几年，可庙里地面干净得不像没人来过。
正中央没神像，只有一块青石碑，表面刻满名字，密密麻麻，像蚁群爬过。
我蹲下身，一行行看过去。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时间，精确到分钟。
有人写“归队：2018.11.03 04:22”，有人是“接令：2009.06.15 23:08”。
没有重复，没有遗漏，像某种……运行了多年的系统。
我手指颤抖着往下翻，直到碑底。
那里，刻着一个我熟悉的名字：
林建国 2003.07.19 凌晨3:17
我父亲。
死亡时间，分秒不差。
我跪在地上，喉咙像被铁钳夹住。
父亲死于突发心梗，那天我十二岁，凌晨三点十七分，他坐起身，说了一句“他们来了”，然后倒下，再没醒来。
原来他不是发病。
他是……被接走了。
我抬头看向石碑顶端，风吹动残破的屋檐，发出吱呀声，像有人在低语。
这庙不是庙。
是登记处。
周哑巴不是邮差。
他是递名册的人。
而我们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在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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