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一战，算是给北方的战事，画上了一个血红的逗号。
但对大多数中国军人来说，喘息，是不存在的。
日军，在占领了南京、攻陷了山西之后，变得更加不可一世。他们南北两路大军，准备合力打通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
这条铁路，从天津，直通南京江北的浦口。一旦被打通，南北的日军就可以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巨大的“工”字形战线，将残存的、被分割在徐州地区的数十万中国军队，彻底包围、歼灭。
徐州，这座位于津浦、陇海两大铁路交汇点的古城，成了整个战局的“棋眼”。
而徐州的北大门，一个名叫“滕县”的小小县城，则成了这“棋眼”前的第一道、也是最脆弱的一道屏障。
一场决定着几十万大军命运的序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而承担这场“序战”的，将是一支装备最差、却也最悲壮的部队。
这支部队，叫川军。
说起川军，那故事就长了。
这支军队，装备是全国最差的之一。 由于四川地处内陆，交通闭塞，加上军阀常年混战，他们的武器装备，五花八门，破旧不堪。很多士兵，脚上穿着草鞋，身上穿着单衣，手里的步枪，是四川本地兵工厂造的“土枪”，质量参差不齐，被戏称为“独角兽”。他们没有像样的火炮，没有坦克，甚至连重机枪都少得可怜。
但这支军队的抗战意志，却是全国最坚决的之一。
全面抗战一爆发，四川省主席刘湘，就抱病飞往南京，慷慨陈词，请求出川抗战。他说：“抗战，是四川的责任，也是我们军人的责任！”
一时间，整个天府之国，都沸腾了。成千上万的四川青年，辞别父母妻儿，穿上草鞋，背上斗笠和简陋的行囊，从成都的祠堂街，走上了奔赴国难的征途。
那一天，成都城里，人山人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亲手将一面旗帜，交到了他即将出征的儿子手中。那旗帜的中央，只有一个斗大的、用鲜血写成的——
“死”字！
旗帜的旁边，写着一行小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这就是着名的“死字旗”。
它代表着三千万四川父老，对子弟兵最深沉、也最悲壮的嘱托：上了战场，就不要想着活着回来！
王铭章，就是带着这样一支，背负着“死”字嘱托的军队，徒步数千里，从四川盆地的湿热，走到了华北平原的干冷之中。
他，是第四十一军下辖的第一二二师师长，一个沉稳、儒雅，平日里甚至有些不苟言笑的四川将领。
当李宗仁“死守滕县，为大军集结争取时间”这道明知是“送死”的命令，通过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下达到他面前时，他正在一个漏风的帐篷里，研究着地图。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和他手下这几千名川军弟兄，将用他们那些简陋的“独角兽”步枪和血肉之躯，去硬抗日军最精锐的、武装到牙齿的矶谷师团。
意味着，这，可能是一场没有援兵，也没有归路的战斗。
身边的参谋，看着命令，脸色惨白，低声说：“师座，这……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我们的重武器，还没运到啊！”
王铭章没有说话。他只是缓缓地站起身，走到帐篷门口，看着远处，那些正在寒风中，啃着干饼、擦拭着土枪的、面黄肌瘦的四川士兵。
他想起了，出川时，那些父老乡亲们期盼的眼神。
他想起了，那面迎风招展的“死”字旗。
他转过身，对参谋，也对自己，平静地说道：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我们川军，出川抗战，为的就是报国。现在，报国的机会，来了。”
他拿起笔，给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回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简洁而坚定：
“决心死守滕县，与城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领袖。”
川军，出川，为的就是这一刻。
血战到底的序幕，已经拉开。
一座叫滕县的孤城，即将见证，这支来自天府之国的“草鞋军”，是如何用生命，去践行他们出川时的，那个血写的誓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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