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民国三十一年深秋。
细雨如丝，若有似无地织着一张阴冷的网，将这座战时陪都笼罩在一片潮湿的肃杀之中。黄葛树的叶子被雨水冲刷得油亮，沉甸甸地挂在枝头，偶尔随风落下几片，无声地飘进街边的泥水坑，漾开一圈圈细碎的涟漪。一辆黑色福特轿车，像一头沉默的巨兽，在泥泞不堪的街道上缓缓行驶。车窗外，昏黄的霓虹在雨幕中晕染开来，模糊了行人匆匆的身影，也模糊了这座城市在烽火岁月里的真实面容。车内，气氛凝重得几乎能滴出水来，连雨刮器单调的“唰唰”声，都像是在敲打着每个人紧绷的神经。
凌啸岳稳稳地坐在驾驶座上，双手轻握着方向盘，目光却锐利如鹰隼，警惕地扫视着后视镜。每一次反光，每一个在街角稍作停留的身影，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身着一套熨帖的深色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金丝边眼镜后的眼神沉静而深邃，完美扮演着一位奔波于生计的商界精英。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藏在风衣下的右手，始终没有离开腰间那把冰冷的勃朗宁M1911手枪。枪身的金属质感透过薄薄的衣料传来，像一种无声的慰藉，也像一道随时准备出鞘的利刃。刚才在东亚书局取回“密码本”的过程异常顺利，顺利得让他心底那根紧绷的弦反而绷得更紧了。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他，越是风平浪静，往往越是暗流汹涌。敌人绝不会轻易让如此重要的情报从指缝溜走，这平静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陷阱。
副驾驶座上，沈安娜微微侧着头，目光看似随意地落在窗外掠过的街景上，右手却无意识地轻轻抚摸着膝上那个棕色皮箱。箱子不大，却仿佛有千斤重，压得她指尖微微泛白，连带着指节都有些僵硬。这位《中央日报》的外勤记者，此刻已全然卸下了平日镜头前的优雅从容与犀利敏锐。清秀的眉宇间，那抹惯常的自信被一丝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像被雨水打湿的蝶翼，沉甸甸地垂着。她刚刚用记者证应付了两个盘查的宪兵，虽然表面上谈笑风生，应付自如，甚至还借着递名片的机会，不着痕迹地塞给了其中一个小兵一包香烟，算是有惊无险地过关。但女人的直觉，尤其是在这种刀尖上行走磨砺出的直觉，正尖锐地向她发出警告——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顺利得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而他们，或许只是戏中的棋子。
“好像有人跟踪。”沈安娜突然收回目光，声音压得极低，几乎淹没在引擎的轰鸣和雨声里。她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右侧后视镜，那里，一辆灰色轿车的影子如同鬼魅般一闪而过，又迅速隐入了后方的车流。
凌啸岳的心猛地一沉，瞳孔骤然微缩。他没有立刻去看后视镜，而是保持着正常的驾驶姿态，左手看似随意地调整了一下收音机的旋钮，右手却在方向盘上微微发力。“吱呀”一声轻响，方向盘轻轻一打，车子灵活地拐进了一条狭窄湿滑的巷子。通过车内后视镜，他清楚地看到那辆灰色轿车在巷口迟疑了片刻，车头微微探入，似乎在权衡利弊，最终还是缓缓停在了巷口，没有跟进来。
“甩掉了？”沈安娜的声音依旧平静，听不出太多情绪，但紧握着皮箱提手的手指，却泄露了她内心的紧张。
“未必。”凌啸岳淡淡回应，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冷静。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分析着各种可能性：“可能是诱饵，故意暴露，引我们警觉，让我们以为已经摆脱，从而放松警惕，好让真正的尾巴跟上；也可能只是外围的监视哨，确认我们的大致方向，他们真正的主力，或许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得尽快回安全屋，不能在这里多做停留。”
车子在迷宫般的巷子里七拐八绕，轮胎碾过积水，溅起一片片水花。凌啸岳凭借着对这一带地形的熟悉，专挑那些狭窄、复杂、岔路多的地方穿行，每一次转弯都干净利落，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猎手在摆脱追踪。最终，福特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一处不起眼的修表店门口。店铺的招牌“精工修表”四个字，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得有些斑驳褪色。凌啸岳没有立刻下车，而是伏低身体，透过布满水汽的车窗，仔细观察了街道两端和对面的屋顶，确认没有可疑的人影，也没有反光的镜片在暗中窥视后，才对沈安娜做了个“安全”的手势，示意她下车。两人一前一后，保持着几步的距离，装作互不相识的顾客，快步走进店里。门上的铜铃被推开时，发出一串清脆悦耳的响声，在这寂静的雨巷中显得格外突兀，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异常感，足以麻痹任何潜在的监视者。
“修表？”柜台后，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抬起头，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老花镜，镜片后的目光却锐利如鹰，仿佛能穿透这雨幕和人心。他正是地下党在重庆的重要负责人之一，老方。平日里，他就是这位沉默寡言、手艺精湛的修表匠，此刻，他飞快地与凌啸岳和沈安娜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中，有询问，有确认，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与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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