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元旦的烟花仿佛还在眼前，时间却已悄然滑向春天。兴安岭的积雪开始融化，冰封的黑龙江传来开裂的轰鸣声，山林间隐约能听见早归候鸟的啼鸣。
正月初八，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未散尽，合作社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国家林业局、农业部、民政部联合组成的考察团，专程来调研兴安岭新盟的“农村综合发展模式”。
带队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林业局副局长，姓宋，六十五岁，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陪同的还有省里的多位领导，阵仗不小。
“陈阳同志，久仰大名啊。”宋局长握着陈阳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们新盟的报告我看了三遍，每看一遍都有新发现。这次来，就是要亲眼看看，你们是怎么把一盘散沙的猎户，拧成一股绳的。”
陈阳很谦虚：“宋局长过奖了。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些做法可能还不成熟。”
“不成熟才好！”宋局长笑道，“成熟的模式往往僵化，你们这样有活力，有创新，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考察团在新盟待了五天。这五天里，他们看了养殖场、参园、加工厂、学校、医院、信用社，走访了五个屯子，开了八场座谈会，和上百名猎户、员工、老人、妇女、孩子聊过。
每天晚上，陈阳都要陪考察团开会到深夜，回答各种问题：
“你们怎么想到要取消帮派建制的？”
“股份制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冬季保障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怎么平衡？”
问题很尖锐，但陈阳回答得很实在。他没有夸大成绩，也没有回避问题，实事求是，有一说一。
“最难的是改变观念。”在一次座谈会上，陈阳说，“老猎人们习惯了自由自在，要让他们接受统一管理，接受绩效考核，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办法是：尊重老人，培养新人，中间靠制度。”
宋局长记笔记记得很认真。
第五天晚上，考察团内部开会。陈阳没参加，但他从门缝里看见，会议室里的讨论很激烈，有时甚至能听见争论声。
“他们在争论什么？”韩新月有些担心。
“应该是在讨论要不要推广咱们的模式。”陈阳很平静，“推广是好事，但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第二天上午，考察团要走了。临行前，宋局长把陈阳叫到一边，单独谈话。
“陈阳同志，这几天我看得很清楚，你们新盟做的是真事，实事，好事。”老局长语气郑重，“我们回北京后，会向国务院提交专题报告，建议将‘兴安岭模式’作为农村综合改革的试点，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推广。”
陈阳心里一紧：“宋局长，我们经验还不足，怕……”
“怕什么？”宋局长拍拍他的肩，“改革就是要敢闯敢试。你们已经闯出了一条路，接下来要做得更扎实，更细致。我有个建议——你们可以成立一个‘兴安岭农村发展研究院’，把你们的经验理论化、系统化，培养一批懂农村、爱农村的人才。”
这个建议让陈阳眼睛一亮：“太好了！我们正愁技术和管理人才不够用。”
“资金和技术，国家可以支持。”宋局长说，“但核心还是你们自己。记住，不管模式怎么推广，根不能丢——那就是为农民谋福利，为农村谋发展。”
送走考察团，陈阳立即召开理事会。会议决定：成立“兴安岭农村发展研究院”，陈阳兼任院长，杨文远任常务副院长，聘请省农大、林大的教授当顾问。研究院的任务有三：一是总结新盟经验，编写教材；二是培训农村干部和技术员；三是研究农村发展新课题。
“咱们要把兴安岭，建成全国农村改革的‘黄埔军校’！”陈阳豪情万丈。
研究院的事刚定下，又一个好消息传来——新盟被列为“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每年可获得国家专项资金五百万元，连续支持五年。
“两千五百万！”孙晓峰算账的手都在抖，“这下咱们的发展资金充裕了！”
但陈阳很清醒：“钱多了是好事，也是考验。用好了，造福一方；用不好，就是祸害。咱们得立规矩——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每一笔支出都要公开透明。”
他让杨文远制定了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重大项目必须经过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理事会批准三重程序；日常开支每月公示，接受全体员工监督；设立审计部，独立审计，直接向理事会负责。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新盟的钱，是大家的钱，谁也不能乱动。”陈阳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
资金到位，项目立即上马。第一个大项目是“兴安岭生态旅游环线”——以合作社为中心，连接各个旅游点，修建一条环线公路，总长一百二十公里。
“修路是大好事，但占地、拆迁怎么办？”李魁提出实际问题。
“咱们新盟的土地都是集体的，占地好办，补偿就行。”陈阳说，“关键是拆迁。有些老房子在规划线上，得拆。要做通思想工作，不能强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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