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末的豫州府衙，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风一吹，便簌簌地往下落，在青砖地上铺了薄薄一层。林砚正蹲在廊下，小心翼翼地将最后一本账册装箱——这是他在府衙核过的第三百二十六本账，从赈灾粮到秋税收，每一页都留着他的红笔批注，边角虽已磨卷，却依旧平整。
都收拾好了？顾知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几分笑意。他手里捧着块匾额，用红绸布盖着，沉甸甸的，一看便知是上好的木料。
林砚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回大人，都妥了。接手的王吏员已来过，这些账册他都点过了，核账要点也抄了三份给他，特意标了双签字高垫仓这些关键处。
顾知府点点头，目光落在那箱账册上，像是在看一位老朋友：你这性子，倒像账册里的数字，一分一毫都不差。他将匾额递过来，这个，送你的。
林砚双手接过，只觉入手沉重。揭开红绸布，两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笔力浑厚，墨色饱满，正是顾知府的笔迹。匾额边缘刻着细密的回纹，木料是上等的紫檀，虽未上漆，却透着温润的光泽。
大人，这太贵重了......林砚有些不安。他知道顾知府素来简朴，案头的砚台都用了十年，如今却送他这样厚重的礼物。
不贵重。顾知府摆摆手，指着二字，这两个字，比任何金银都值钱。你在清河核粮时，我便看出来了，你不是个追名逐利的人，眼里只有账册上的实数，心里装着百姓的实情——这便是。
他缓步走到廊下，望着院外飘落的槐叶，声音沉了些：我年轻时，也像你这般，总觉得只要把账算清、把事办妥，便是尽了本分。可后来才明白，吏升为官，脚底下的路变了，离百姓远了，心若是也跟着飘起来，那二字，就成了空谈。
林砚捧着匾额，指尖触到字的最后一笔，那墨迹仿佛还带着温度。他想起第一次见顾知府时，对方正对着一堆混乱的漕运账发愁，却没让他立刻动手，而是先带他去了城郊的粮仓，指着那些因潮湿发霉的粮食说：这些不是数字，是百姓的口粮，核账时多一分心，他们就少吃一分亏。
那时他还不懂，为何要对着发霉的粮食说这些。直到后来，他在赵家峪看见赵老栓捧着赈灾粮落泪，在云溪县见佃农们数着减税省下的银子笑，才渐渐明白——账册上的数字，从来都连着民心，算错一分，伤的可能就是一户人家的生计。
大人，学生记着。林砚将匾额轻轻放在案上，像是捧着一块稀世的珍宝，不管到了哪里，核账时都先想想百姓的粮缸，下笔时都先掂掂肩头的担子。
顾知府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我就知道你能懂。你去省财政司，管的是全省的财税，比府衙的账复杂十倍，里面的弯弯绕绕也多。但你记住，再复杂的账，根子也在二字上——账要清，心要正，百姓的日子才能踏实。
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往事，声音里添了几分感慨：二十年前，我刚任知府时，前任留下一摊烂账，亏空了五千石粮。我查了三个月，夜夜对着账册熬，有人劝我糊过去算了，何必得罪人，可我想起城郊那些逃荒的百姓，就睡不着。后来总算查清了，是粮官虚报损耗，把粮食偷偷卖了。
林砚静静地听着，忽然觉得眼前的顾知府不再是那个总摇着竹扇的上司，而是一位走过同样路的前辈，在用自己的经历，为他照亮前路。
那粮官是吏部侍郎的远亲，查出来后，不少人来打招呼。顾知府的目光落在匾额上，我没松口，该办的办了，该追的粮也追回来了。那时有人说我傻，不懂变通，可后来啊，豫州的粮账再没出过大乱子，百姓见了我，眼神里是真的热乎。
他转过身，看着林砚，眼神格外郑重：所以你看，不是笨，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百姓的信任。到了省衙，若是遇到难查的账、难办的事，就想想这两个字，想想那些等着粮米下锅的百姓——他们的眼睛，就是最好的秤。
林砚的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又暖又沉。他想起赵老栓按在领粮表上的红手印，想起张婶缴税后数着铜板的笑，想起二哥信里说的孩子们盼着你做个清官司——这些，不就是顾知府说的百姓的眼睛吗？
学生明白。他深吸一口气，将匾额小心地用软布包好，这匾额，我会带在身边，挂在新住处的正堂，每天看一眼，就知道该怎么走路了。
顾知府满意地点点头，从案上拿起一张纸：这是我托人给你拓的匾额拓片，你寄回家去。你爹娘见了，比看你中官的喜帖还高兴——他们养出的儿子，不是个只知做官的，是个能办实事的。
林砚接过拓片，纸页上的二字虽不如匾额上的厚重，却同样清晰有力。他想起父亲总说庄稼人要扎根土地，母亲说做人要像酱菜，得经得住晒，原来爹娘教他的，和顾知府写在匾额上的，竟是同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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