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末的豫州府衙,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风一吹,便簌簌地往下落,在青砖地上铺了薄薄一层。林砚正蹲在廊下,小心翼翼地将最后一本账册装箱——这是他在府衙核过的第三百二十六本账,从赈灾粮到秋税收,每一页都留着他的红笔批注,边角虽已磨卷,却依旧平整。
都收拾好了?顾知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几分笑意。他手里捧着块匾额,用红绸布盖着,沉甸甸的,一看便知是上好的木料。
林砚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回大人,都妥了。接手的王吏员已来过,这些账册他都点过了,核账要点也抄了三份给他,特意标了双签字高垫仓这些关键处。
顾知府点点头,目光落在那箱账册上,像是在看一位老朋友:你这性子,倒像账册里的数字,一分一毫都不差。他将匾额递过来,这个,送你的。
林砚双手接过,只觉入手沉重。揭开红绸布,两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笔力浑厚,墨色饱满,正是顾知府的笔迹。匾额边缘刻着细密的回纹,木料是上等的紫檀,虽未上漆,却透着温润的光泽。
大人,这太贵重了......林砚有些不安。他知道顾知府素来简朴,案头的砚台都用了十年,如今却送他这样厚重的礼物。
不贵重。顾知府摆摆手,指着二字,这两个字,比任何金银都值钱。你在清河核粮时,我便看出来了,你不是个追名逐利的人,眼里只有账册上的实数,心里装着百姓的实情——这便是。
他缓步走到廊下,望着院外飘落的槐叶,声音沉了些:我年轻时,也像你这般,总觉得只要把账算清、把事办妥,便是尽了本分。可后来才明白,吏升为官,脚底下的路变了,离百姓远了,心若是也跟着飘起来,那二字,就成了空谈。
林砚捧着匾额,指尖触到字的最后一笔,那墨迹仿佛还带着温度。他想起第一次见顾知府时,对方正对着一堆混乱的漕运账发愁,却没让他立刻动手,而是先带他去了城郊的粮仓,指着那些因潮湿发霉的粮食说:这些不是数字,是百姓的口粮,核账时多一分心,他们就少吃一分亏。
那时他还不懂,为何要对着发霉的粮食说这些。直到后来,他在赵家峪看见赵老栓捧着赈灾粮落泪,在云溪县见佃农们数着减税省下的银子笑,才渐渐明白——账册上的数字,从来都连着民心,算错一分,伤的可能就是一户人家的生计。
大人,学生记着。林砚将匾额轻轻放在案上,像是捧着一块稀世的珍宝,不管到了哪里,核账时都先想想百姓的粮缸,下笔时都先掂掂肩头的担子。
顾知府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我就知道你能懂。你去省财政司,管的是全省的财税,比府衙的账复杂十倍,里面的弯弯绕绕也多。但你记住,再复杂的账,根子也在二字上——账要清,心要正,百姓的日子才能踏实。
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往事,声音里添了几分感慨:二十年前,我刚任知府时,前任留下一摊烂账,亏空了五千石粮。我查了三个月,夜夜对着账册熬,有人劝我糊过去算了,何必得罪人,可我想起城郊那些逃荒的百姓,就睡不着。后来总算查清了,是粮官虚报损耗,把粮食偷偷卖了。
林砚静静地听着,忽然觉得眼前的顾知府不再是那个总摇着竹扇的上司,而是一位走过同样路的前辈,在用自己的经历,为他照亮前路。
那粮官是吏部侍郎的远亲,查出来后,不少人来打招呼。顾知府的目光落在匾额上,我没松口,该办的办了,该追的粮也追回来了。那时有人说我傻,不懂变通,可后来啊,豫州的粮账再没出过大乱子,百姓见了我,眼神里是真的热乎。
他转过身,看着林砚,眼神格外郑重:所以你看,不是笨,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百姓的信任。到了省衙,若是遇到难查的账、难办的事,就想想这两个字,想想那些等着粮米下锅的百姓——他们的眼睛,就是最好的秤。
林砚的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又暖又沉。他想起赵老栓按在领粮表上的红手印,想起张婶缴税后数着铜板的笑,想起二哥信里说的孩子们盼着你做个清官司——这些,不就是顾知府说的百姓的眼睛吗?
学生明白。他深吸一口气,将匾额小心地用软布包好,这匾额,我会带在身边,挂在新住处的正堂,每天看一眼,就知道该怎么走路了。
顾知府满意地点点头,从案上拿起一张纸:这是我托人给你拓的匾额拓片,你寄回家去。你爹娘见了,比看你中官的喜帖还高兴——他们养出的儿子,不是个只知做官的,是个能办实事的。
林砚接过拓片,纸页上的二字虽不如匾额上的厚重,却同样清晰有力。他想起父亲总说庄稼人要扎根土地,母亲说做人要像酱菜,得经得住晒,原来爹娘教他的,和顾知府写在匾额上的,竟是同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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