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一点，清苑地道战纪念馆内光线充足，人流却不多，显得格外安静肃穆。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木材和一种地穴般的、淡淡的土腥气，这是许多战争纪念馆特有的、混合了历史与缅怀的气息。张建军引着陈砚，穿过常规的抗战历史展区，径直来到位于纪念馆东侧的“人民战争·地道英模”专题展厅。
展厅入口处，是一幅巨大的黑白照片墙，上面是数十张面容模糊却眼神坚定的民兵和普通群众的面孔。照片下方镌刻着毛泽东的名言：“兵民是胜利之本。”一种磅礴而质朴的力量感扑面而来。
张建军在一个独立的玻璃展柜前停下脚步。柜内铺着深蓝色的丝绒，上面陈列着几件品相并不完美、却显然被精心保护的文物。
最显眼的是一张摊开约A3大小的草纸，纸张早已泛黄发脆，边缘有虫蛀和破损的痕迹，但主体保存尚可。纸上用暗红色的墨水（很可能是当时能找到的替代品）手绘着线条和符号。线条歪歪扭扭，时有顿挫，谈不上任何美术功底，但走向清晰，结构明确。上面标注着许多简略的文字或符号：“口”（入口）、“眼”（了望孔）、“枪”（射击位）、“陷”（陷阱）、“伤道”（伤员转移通道）、“灶”（连通炕洞或灶台的隐蔽出口）。整张图呈现出一种蜘蛛网般的纵横交错感，精密地规划出了一片地下战斗生活的空间。
“这就是李桂兰同志亲手绘制并不断修改补充的地道结构示意图草稿。”张建军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研究者的严谨与由衷的敬意，“根据考证和亲历者回忆，李桂兰没上过学，识字不多，这张图上的字，很多是后来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补注的，但整个地道的布局、功能分区、关键节点的设计，都是她和民兵队员们反复摸索、实践、用血换来的经验结晶。”
他的手指隔着玻璃，虚点着图纸上几个复杂的交叉点和标注：“你看这里，这个三岔口，设计了三个不同方向的射击孔，可以形成交叉火力。这里，通道突然收窄，仅容一人匍匐通过，后面就是陷阱和翻板。还有这里，‘伤道’特意挖得相对平缓，拐弯处留有休息平台。每一处设计，都包含着对敌斗争的需要和对战友生命的爱护。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这是用生存智慧和斗争鲜血绘制的‘地下堡垒’蓝图。”
陈砚俯身靠近玻璃，仔细端详着那些稚拙却无比坚定的线条。纸张的粗糙质感仿佛能透过玻璃传递过来，红墨水的色泽历经数十年已变得暗沉，却依然刺目。他想起陈铭日记里那些用烧黑树枝、用血书写的字迹，想起野人山撤退路线图上的蓝色墨迹。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境遇，一个是热带丛林里的绝地求生，一个是平原村落的地下抗争，但这两份图纸、这些文字，都同样承载着在最恶劣条件下，普通人为了保卫家园而迸发出的惊人创造力、坚韧意志和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它们都是用生命写就的、属于人民的“史诗”。
展柜里，图纸旁边，是一张贴在硬纸板上的小小黑白照片，嵌在玻璃下。照片上的女子大约二十出头，梳着那个年代常见的齐耳短发，脸庞清秀，颧骨略高，嘴唇紧抿，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直视镜头，目光清澈、坚定，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与锐利。照片下方贴着一张泛黄的证件，是“晋察冀边区民兵证”，上面有手写的“李桂兰”三个字，并盖着模糊的红色印章。
照片和证件的旁边，平放着一支老旧的土枪。枪管是粗糙的铁质，已经锈迹斑斑；枪托是木头制的，磨损严重，露出原本的木色，上面有长期握持留下的油润痕迹。枪支简陋得甚至有些寒酸，与纪念馆其他展厅里陈列的日军或八路军正规部队的武器形成鲜明对比。
“这就是李桂兰同志使用过的武器之一。”张建军说，“这种土枪，装填慢，射程近，精度差，但在当时民兵缺乏正规武器的情况下，却是保家卫命的重要依仗。她就是用这样的武器，带领乡亲们守卫地道。”
离开这个核心展柜，张建军带着陈砚走向展厅深处一个半开放式的复原场景。场景采用半景画与实物结合的方式，生动再现了一个危急时刻：背景是硝烟弥漫的村庄和隐约可见的日军人影，前景是一个被炸开的地道口。一个梳着短发的女性民兵雕像（依据李桂兰照片塑造），正奋力将一个腿部受伤、穿着八路军军服的伤员往地道里拖拽。她神情焦急而坚定，手臂因为用力而肌肉绷紧。旁边另一个男性民兵雕像，手持土枪，半跪在地道口，警惕地望向外面，做出掩护的姿态。场景灯光营造出紧张的气氛。
“这个场景，是根据1943年冬天一个真实事件复原的。”张建军讲解道，“当时，一支八路军小分队在附近遭遇日军，一名伤员与部队失散，被敌人追踪至李家庄附近。李桂兰发现后，冒着极大风险，带领民兵引开敌人注意，将伤员救下，藏入地道。日军搜索未果，悻悻离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桂兰亲自照料伤员，用民间草药为他清洗、包扎伤口，每天从本就紧缺的口粮中省出食物，通过隐秘通道送进地道。直到半个多月后，伤员伤势稳定，才在民兵护送下，安全转移归队。后来，这位伤员多次对战友提起，说李桂兰是‘真正的地道英雄’，没有她和乡亲们，他早就没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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