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处置方式不人道
实验结束后，对存活的实验动物处置方式粗暴，缺乏基本的人道关怀，成为普遍现象。“部分科研机构将实验动物随意丢弃、活埋，或采用电击、溺水、窒息等残忍方式处死；某机构将完成实验的10只实验犬用麻袋装起来，扔到郊外的垃圾场，其中3只犬只尚未死亡，在垃圾袋中挣扎数小时后被野狗攻击；某实验室为节省安乐死药物费用，采用棍棒击打头部的方式处死实验小鼠，场面极其血腥。”
更恶劣的是，一些科研机构将实验动物转卖他人，用于非法繁殖或再次实验，给动物带来二次伤害。“某科研机构将完成药物毒性实验的6只怀孕实验猫，低价转卖给地下宠物繁殖场，这些猫只因药物影响，所产幼崽多存在先天性畸形，存活时间不超过一周；某实验室将接受过放射性治疗的实验兔，转卖给宠物市场，购买者不知情饲养一段时间后，发现兔子出现脱毛、消瘦等症状，经检测体内放射性物质超标。”
2. 核心争议：科研需求与动物福利的冲突
“实验动物伦理争议的核心，在于科研需求与动物福利之间的矛盾。”王砚珩指出，当前行业内形成了鲜明的两大对立阵营，一方是动物保护组织、公众及部分科研人员，坚持“生命至上”，要求保障实验动物的基本福利；另一方是部分科研机构、企业及行业从业者，强调“科研优先”，认为严格的伦理规范会增加科研成本、延缓研发进度。
（1）科研方的诉求
很多科研人员和企业认为，实验动物是科研创新的必要工具，尤其是在宠物新药研发、疑难病治疗技术突破等领域，离不开实验动物的支撑。“宠物医疗行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为了让更多宠物受益，适当使用实验动物是必要的牺牲。”某生物科技公司研发总监在研讨会上直言，“以宠物癌症新药研发为例，从药物筛选到临床试验，至少需要3-5年时间，使用实验动物是目前无法替代的环节。如果过度强调动物福利，每一项实验都要经过繁琐的伦理审批，每一只实验动物都要投入大量成本保障福利，会导致研发成本翻倍——原本1000万元的研发预算可能增加到2500万元，研发周期从3年延长至5年，最终会影响整个行业的进步，让更多患病宠物无法及时获得有效治疗。”
部分科研人员还认为，动物保护组织的要求“过于理想化”，脱离了科研实际。“在紧急研发任务中，比如突发宠物传染病疫苗研发，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复杂的福利保障设计，只能优先保证科研进度。”某疾控中心宠物传染病研究室主任举例道，“2022年某地区爆发宠物犬传染性肝炎，我们需要在3个月内研发出应急疫苗，当时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实验动物的福利保障只能做到基本满足，根本无法达到动物保护组织要求的‘环境丰容、心理关怀’等标准。”
此外，实验动物的成本问题也是科研方关注的重点。“优质实验动物的采购成本并不低，一只SPF级实验比格犬的价格高达1.5万元，加上饲养、护理、实验耗材等费用，一只实验犬的综合成本超过2万元。如果再增加福利保障投入，比如扩大笼舍面积、配备专业护理人员、使用高价麻醉剂和止痛药，会进一步推高科研成本，对于中小型科研机构和企业来说，根本难以承受。”某高校宠物医学研究所所长补充道。
（2）动物保护方的立场
动物保护组织则认为，实验动物的生命同样值得尊重，福利保障与科研创新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实验动物的痛苦会影响生理指标，导致实验数据失真，反而不利于科研创新。”动物保护组织“守护生灵”负责人反驳道，“比如处于应激状态的实验动物，皮质醇水平升高，会影响免疫功能和药物代谢，导致实验结果出现偏差，可能让原本有效的药物被误判为无效，或让存在安全隐患的药物通过审核，最终危害宠物的生命健康。”
该负责人进一步指出，很多不人道的实验方法是可以替代的，通过优化实验设计、采用替代技术，既能减少动物痛苦，又能提高科研效率。“比如使用器官芯片替代活体动物进行药物毒性测试，不仅能减少90%以上的实验动物使用量，还能缩短测试周期、降低成本，测试结果的准确性也更高。”
公众的态度也偏向于保障实验动物福利。根据王砚珩团队联合高校开展的问卷调查，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科研机构应保障实验动物的基本福利，禁止虐待行为；75%的受访者表示，会抵制使用“虐待实验动物”方式研发的宠物药品和产品；68%的受访者愿意为“人道科研”研发的产品支付10%-20%的溢价。“随着公众动物保护意识的提升，实验动物福利已经成为影响品牌口碑和市场销量的重要因素，忽视动物福利的科研和企业，最终会被市场淘汰。”王砚珩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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