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下来的第三天,陆家老宅的书房里,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我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对面的沙发上坐着陆振华的代理律师陈先生,还有两个陆家的远房长辈——按照规矩,分家需要族中长辈见证。
书房还是老样子。红木书桌、青瓷花瓶、墙上那幅“虎啸山林”的中堂画,甚至烟灰缸的位置都没变。只是坐在书桌后的那个人,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的陆振华了。
他穿着深蓝色的棉袍,坐在特制的轮椅里,右边身子裹在毯子下,左手放在扶手上,手指微微颤抖。护工站在他身后,随时准备递纸笔或茶杯。
“今天请各位来,”陈律师推了推眼镜,打开手里的文件夹,“是商议陆家财产分割事宜。按民国十六年颁布的《亲属继承法》,以及陆先生本人的意愿……”
“等等。”我放下茶杯,瓷器碰在茶几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在谈分割之前,是不是该先说说,什么是‘陆家财产’?”
书房里安静了几秒。
陈律师清了清嗓子:“陆小姐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些年来,陆家名下的产业、存款、房产,有多少是合法所得,有多少是来路不明——是不是该先算清楚?”
我把文件推过去。第一页是银行流水,第二页是房产地契,第三页是几家工厂的股份证明。
陆振华的眼睛盯着那些纸,左手猛地抓住扶手,青筋暴起。他想说话,但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声音。
“依萍,”陈律师试图打圆场,“今天主要是谈家事,这些……”
“家事?”我打断他,“陈律师,您接这个案子之前,应该查过卷宗吧?陆振华为什么取保候审?王雪琴为什么入狱?这些‘家事’,可都是拿着国家的钱,侵吞的军饷,骗来的地皮!”
两个族中长辈交换了一下眼神,其中一个花白胡子的老者咳嗽一声:“依萍啊,都是一家人,何必……”
“三叔公,”我转向他,“您还记得我十二岁那年,年夜饭桌上,您说我‘丫头片子将来是别人家的人’吗?”
老者脸色一变。
“那时候您怎么不说是一家人?”我笑了笑,笑意没到眼底,“现在要分家了,倒想起是一家人了。”
书房里又陷入沉默。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照亮空气中的浮尘,那些细小的颗粒在光柱里翻滚,无根无凭。
陆振华突然伸出手,颤抖着指向书桌抽屉。
护工明白他的意思,拉开抽屉,取出纸笔。陆振华用左手握住钢笔——握得很吃力,笔尖在纸上划了很久,才歪歪扭扭写出几个字:
“你要什么?”
我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了看,然后放在桌上。
“我要我妈的嫁妆。”我说,“连本带利。”
陈律师翻着手里的账册:“傅文佩女士的嫁妆清单,我们核实过。当年的聘礼是……”
“不是聘礼,”我说,“是嫁妆。她娘家陪嫁过来的十二箱东西:绸缎、首饰、银器,还有她名下的两间铺面。”
我又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昨晚我和母亲在灯下一起整理出来的,每一件都记得清清楚楚——不是我们要贪图什么,而是要拿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那两间铺面,”陈律师推了推眼镜,“其中一间在闸北,民国十年的时候已经转卖了。”
“我知道。”我说,“卖得的钱呢?”
陆振华又开始写字。这次写得更慢,每一个笔画都像在挣扎:
“家用。”
“家用?”我看着那两个字,笑了,“陆司令,您那时候月俸八百大洋,还有各处孝敬。需要用我母亲的嫁妆来贴补家用?”
他不说话了,只是盯着我,眼睛里有血丝。
“这样吧,”我说,“我也不为难您。嫁妆里剩下的东西,我折算成现大洋。按市价,连本带利,一共三万六千块。另外,闸北那间铺面虽然卖了,但当时卖价太低,按现在的行情,您得补差价——再算八千。”
陈律师飞快地打着算盘:“那就是四万四千大洋。”
“对。”我说,“这是第一笔。”
“还有第二笔?”一个族老忍不住问。
“有。”我从包里拿出第二份文件,“这是我这些年来,在陆家生活的花费。从吃穿用度到学费,每一笔我都记着。”
我把账本摊开。纸张已经泛黄,字迹从稚嫩到成熟,从铅笔到钢笔。第一页写着:“民国十年三月初七,买铅笔两支,铜元六枚。”
“您每个月给我和母亲的生活费是二十块,”我翻到后面,“但实际开销,我算过了,平均每月不到八块。剩下的十二块,都贴补了公账。十年下来,一共是一千四百四十块。”
陆振华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这笔钱我不要,”我说,“但我得让各位知道,这些年,我们母女没白吃白喝陆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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