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 第两百六十四场]
晚风裹着公园深处的潮气扑在脸上时，我正坐在那张掉了漆的长椅上，盯着脚边一只慢悠悠爬过草叶的蜗牛。它背着半透明的壳，触角碰了碰沾着夜露的三叶草，又慢吞吞地转了个方向，像是在认真挑选今晚的栖息地。我盯着它看了快十分钟，直到远处公交站的最后一班车亮起了昏黄的尾灯，才猛地回过神——该回去了。
“回去”这两个字像块浸了水的海绵，沉得我胸口发闷。我不想回那个租在城中村的公寓，六楼，没电梯，楼道里永远飘着隔壁小夫妻炒辣椒的呛味和三楼老太太堆在门口的废品味。更不想回厂里的宿舍，八个人挤在十二平米的房间，下了夜班的人打呼像打雷，上白班的人清晨五点就起来叮叮当当地收拾饭盒，还有人总爱凑在一块儿聊谁家的工资多了五十块，谁跟组长说了句好话就多休了半天假，那些话像蚊子似的，嗡嗡嗡钻进耳朵里，挥都挥不去。
最不想去的，是车间里那台磨得发亮的机床。每天早上七点半，我得准时站在它面前，戴上沾着油污的手套，按下启动键。金属切割的尖啸声能穿透耳塞，铁屑溅在袖口上烫出小窟窿，一天八个小时，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上料、固定、启动、卸料。旁边的老张总爱趁组长不注意跟我搭话，说他儿子在老家考了多少分，说村口老王的女儿嫁了个开货车的，彩礼要了十八万。我通常不说话，只是“嗯”两声，可他还不罢休，非要追问我“你一个月攒多少钱”“以后打算回哪儿”，那些问题像针一样，扎得我心烦。
有次夜班，后半夜犯困，我不小心把工件装偏了，组长揪着我的胳膊往机床前拽，声音大得整个车间都能听见：“你眼瞎啊？这工件废了你来赔？”周围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看过来，有人嘴角挂着笑，有人皱着眉，还有人低声议论“怪不得攒不下钱，干活这么毛躁”。我站在那儿，感觉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可又说不出一句话，只能攥着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那天晚上，我在厕所蹲了半个多小时，听着外面机器的轰鸣声和人们的说笑声，突然觉得特别恶心——不是恶心组长，是恶心这些人，恶心这个地方，恶心我自己。
我讨厌人群，真的讨厌。不是讨厌某一个人，是讨厌一群人聚在一块儿的样子。就像夏天晚上路灯下的飞虫，一只两只停在灯杆上，不碍事，可一旦聚成一群，绕着灯光嗡嗡打转，就让人想拿起扫帚把它们全赶跑。上次休息去超市买东西，收银台排了长队，前面两个大妈为了谁先结账吵了起来，一个说“我先来的，你插什么队”，另一个说“我就拿了一瓶酱油，你满车东西凭什么跟我抢”，吵着吵着就推搡起来，酱油瓶摔在地上，褐色的液体溅了一地。周围的人围过来，有人拍照，有人劝架，还有人说“至于吗，一瓶酱油”，可没一个人真的上前把地上的玻璃碴扫干净。我站在后面，看着那些攒动的脑袋，听着尖利的争吵声，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扔下手里的东西就跑出了超市。
世界和地球没错，真的没错。你看今晚的天，乌云压得低低的，月亮躲在云后面，只漏出一点淡淡的光，晚风刮过树梢，叶子沙沙响，还有草里的虫鸣，断断续续的，一点都不吵。这些东西不会跟你抢着结账，不会追问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不会因为你做错一点事就大声骂你，更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上次我在郊外的野地待了一下午，躺在草地上看云飘，听风吹过麦田的声音，直到太阳快落山，才慢悠悠地往回走。那一下午，我没说过一句话，也没见过一个人，可心里特别踏实，就像漂泊了很久的船，终于靠了岸。
有时候我会想，人这种物种，是不是真的天生就带着罪恶？为了钱，能跟亲戚反目；为了面子，能说尽谎话；为了自己舒服，能把别人的难处当笑话讲。我见过车间里的小李，为了多拿五十块钱的全勤奖，谎称自己奶奶病重，请假回家，结果被人撞见在网吧打游戏；见过宿舍里的小王，偷偷翻别人的衣柜，把同事的袜子藏起来，就因为人家跟他抢过一次洗衣机；还见过楼下的房东，明明答应了房租每月十五号交，可十号就上门拍门，说“你再不交我就把你东西扔出去”。这些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凑在一块儿，就像一堆沾满了污垢的垃圾，让人看了就觉得不舒服。
他们总想着把你也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老张总说“你别那么死心眼，跟组长多说两句好话，以后有好处他能想着你”；组长总说“你得学会变通，别总闷着头干活，没人看得见”；就连楼下卖包子的大妈都跟我说“年轻人别太犟，该低头时就低头”。可我不想低头，不想变通，不想跟他们一样。我就想安安静静地干活，安安静静地吃饭，安安静静地待着，可就连这点愿望，都像奢求。
今晚真的不想回去。我坐在长椅上，把外套裹得紧了些，晚风越来越凉，草里的虫鸣也停了。远处的路灯亮着，偶尔有晚归的人骑着电动车经过，车铃叮铃响。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烟，想抽一根，可又想起宿舍不让抽烟，要是被宿管抓到，又要罚五十块钱。我叹了口气，把烟塞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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