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九月初九。己酉年甲戌月癸酉日。
重阳节。
京师西郊，圆明园。
雍正皇帝站在九州清晏殿的窗前，望着远处西山隐隐的轮廓。登高之日，他却无心登高。案上摆着一份刚送来的密折，是湖南巡抚王国栋的奏报——曾静、张熙一干人犯，已在押解来京的路上。
六天了。自接到岳钟琪的密奏，他已经六天没有睡好觉。
那个湖南书生，那个叫曾静的迂腐塾师，派徒弟张熙跑到西安，给川陕总督岳钟琪送了一封信。信里劝岳钟琪起兵反清，说他是岳飞的后人，说满洲人是金人的后裔，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信里还列了他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
十大罪状。
雍正望着窗外的山影，嘴角微微抽动。那些罪名，他早就知道有人在传。从他登基那天起，从他那几个兄弟被圈禁、被逼死的那天起，这些话就在暗地里流传。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把这些话写在纸上，公然地、一字一句地，呈给一个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曾静敢。
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他是从哪里听来的？
岳钟琪的密奏附了那封信的抄本。雍正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心上。那些隐秘的、只有宫闱深处才可能知道的事，怎么会传到一个湖南乡下的穷酸书生耳朵里？
他想起一个人。想起一张脸。想起那个被囚禁在咸安宫多年、最终死在囚所里的二哥。
胤礽。
废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的事，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那一年他十七岁，还只是个普通的皇子，看着太子被废、被囚、复立、再废。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事，那些怪事，那些不能言说的事，他都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一直当作不知道。
那尊圣母像。那场驱魔。那些夜里响起的“阿玛”。还有父皇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的那句莫名其妙的话：
“它在。它一直在。”
他当时不明白父皇在说什么。他以为父皇老了，糊涂了。父皇驾崩前那几年，常常一个人在乾清宫西暖阁坐着，对着那架自鸣钟发呆。有时会突然开口，对着空气说话：“你还在不在？你在，就应一声。”
没有人应。
但父皇说，它应过。
雍正摇了摇头，把这些念头赶出脑海。他走回案前，拿起那份密折，又看了一遍。
曾静的供词里，提到一个名字。
吕留良。
浙江石门县人，已死去四十多年。是个理学家，写了很多书，书里全是“华夷之辨”，全是“攘夷狄”的论调。曾静说，他是读了吕留良的书，才明白这个道理的。
雍正放下密折，沉默了很久。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当年康熙皇帝在太庙禳星，那一夜之后，太庙供桌上的苹果黑了，上面浮着拉丁文。父皇说，那东西说它“记得”。
它记得什么？
它记得自己是夷狄吗？
雍正忽然打了个寒噤。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九月的风已经有些凉了，吹在脸上，清醒了些。
他想起父皇临终前的另一句话：
“朕和它斗了十几年。朕以为朕赢了。但朕知道，它没有走。它在等。等着下一个——下一个‘阿玛’。”
雍正站在窗前，很久很久。
远处的西山，在暮色中渐渐模糊。他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又像是说给某个看不见的东西听：
“朕不管你是谁。朕的江山，朕自己说了算。”
没有人应。
但窗外的风，似乎比方才更凉了些。
雍正七年十月初六。曾静、张熙一干人犯解到京师。
刑部大牢里，审讯连夜进行。主审的是刑部侍郎杭奕禄，陪审的有大学士、九卿、科道官数十人。审讯记录每日呈送御览，雍正朱笔批阅，有时还要亲自拟出新的问题，让杭奕禄接着问。
曾静很配合。他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了，把自己信里写的每一条都解释了来源。那些关于雍正十大罪状的传闻，有的是从路上听来的，有的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有的是从——他从哪里听来的，他自己也说不清。
但有一条，他记得很清楚。
那是一条关于废太子胤礽的传闻。说康熙四十七年，太子被废的时候，宫里出了怪事。说太子疯了，说喇嘛进宫驱魔，说有两个喇嘛死在了宫里。说那些怪事和一件西洋的礼物有关，那礼物被康熙皇帝熔了，熔的时候炉火是绿的，熔出来的东西上刻着两个字——
“阿玛”。
曾静说，这些事，他是从一个云游的和尚那里听来的。那和尚法号不明，口音像是北方人，在湖南化缘时说过这些事。说的时候神神叨叨，说紫禁城里有不干净的东西，说那东西在等一个“阿玛”，等了几十年了。
杭奕禄把这段供词呈上去，雍正看了，半晌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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