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时报》在八月十七日刊不起眼的角落刊登了一则简短消息：“营口西码头陈列之奇异兽骨，经县教育局研究决定，即日拨交县立师范学校，充作自然科学教学标本，以资研究云。”
寥寥数语，为持续了十余日、万人空巷的龙骨展览画上了一个看似官方、体面的句号。喧嚣骤歇，如同退潮。码头的席棚被迅速拆除，泥泞的空地恢复空旷，只留下满地狼藉的脚印、垃圾和被雨水反复冲刷也未能完全褪去的、隐约的异味。好奇的人潮散去，小贩转投他处，巡逻的日伪军警撤离，营口似乎一夜之间，就将那场骇人听闻的奇观“消化”掉了，重新沉入水患过后百废待兴的、沉闷的日常。
巨大的骨骸被小心翼翼地重新装箱，由教育局派人押送，运抵位于城西的县立师范学校。校长是个戴眼镜的老学究，面对这“上级拨付”的“教学标本”，表情复杂，既感“殊荣”，又为如何安置这散发着不祥气息的大家伙头疼。最终，骨骸被安放在教学楼后方一间偏僻、潮湿的旧仓库里，那里兼作学校的“标本室”，陈列着几具蒙尘的鸟类骨架、一些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鱼类和青蛙，空气混合着防腐剂的刺鼻气味和灰尘味。“龙骨”的到来，使得这间本就阴森的房间更添几分诡秘，平日罕有学生靠近。
袁镜吾在报道发出的几天后，曾以记者身份前去“回访”。仓库光线昏暗，巨大的骨骸在尘埃中静卧，惨白的骨骼在从高窗斜射进来的光柱中，泛着冷寂的光。看守仓库的老校工蹲在门外抽旱烟，对这位记者爱答不理，只嘟囔着“晦气东西”、“占地方”、“味儿大”。袁镜吾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看着那具曾引发万人狂热的骨骸，此刻如同被遗忘的戏服，委顿在尘埃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荒谬与悲凉。这就是“龙”在人间最后的归宿？一间破败仓库的角落？
他没有过多停留。彼时，他心头还萦绕着《坠龙录》残页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父亲那封只有“不必问”三字的回信带来的压抑。营口的“龙”事似乎暂时告一段落，而更大的时代阴影，正以更快的速度，从关内、从华北、从更遥远的地方，沉沉地压向东北。
时间在动荡中流逝得飞快。民国二十三年秋去冬来，二十四年的春天，在一种山雨欲来的沉闷气氛中悄然降临。东北的局势愈发诡谲紧张，抗日烽火在各地以各种形式燃起又扑灭，日伪统治不断加强，社会控制日趋严酷，经济凋敝，人心惶惶。营口经历了大水和“坠龙”的喧嚣后，似乎耗尽了元气，显得更加破败与不安。
这年初春，因另一桩采访任务路过营口的袁镜吾，忽然想起那具“龙骨”。鬼使神差地，他再次来到了县立师范学校。
校园比一年前更加萧条。学生寥寥，教师行色匆匆，面带忧色。他找到那间旧仓库，门锁锈蚀，轻轻一推就开了。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地上积着厚厚的灰尘，墙角堆着些破烂桌椅，空气中福尔马林和灰尘的味道依旧，但那股若有若无的特殊腥气，已彻底消失。巨大的骨骸，连同承载它的木箱，不翼而飞。
他找到校长室。原来的老校长已因病去职，新校长是个面色焦黄、眼神闪烁的中年人，对袁镜吾的询问很不耐烦。
“龙骨？什么龙骨？哦……你说教育局拨来的那个啊？” 新校长用指甲剔着牙，目光游移，“早就不在了。学校经费紧张，哪有人力物力保管那种东西？占地方，还……不吉利。”
“那东西去哪了？”
“上交了！教育局当初拨来，后来又要回去了！说另有安排。” 校长语速很快，像在背诵。
袁镜吾又找到县教育局。接待他的科员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打着官腔：“哦，那批教学标本啊？根据工作需要，已经统一移交了。”
“移交到哪里了？”
“这个……上面统一安排的，我们只是执行。具体移交给哪个部门，档案上……嗯，时间有点久，记不清了。大概是……科研机构？或者博物馆筹备处？说不准。”
“有移交手续或者记录吗？”
“战乱年头，档案不全，可能遗失了吧。” 科员端起茶杯，做出送客的姿态。
“不知道。”
“移交了。”
“记不清了。”
“档案遗失。”
一套标准而冰冷的官僚说辞，将“龙骨”的下落封得严严实实，不留一丝缝隙。
接下来的几天，袁镜吾凭着记者身份和残留的人脉，在营口私下探访。他避开官方渠道，寻访当年可能接触过龙骨搬运、看守的底层人员——师范学校的老校工、教育局的仓库管理员、甚至当年在西码头维持过秩序的伪警察中比较油滑的、贪杯好财的。
消息零碎而混乱，如同被风吹散的纸钱。
有人说，在深秋某个夜里，见过几辆蒙着帆布的卡车悄悄开进师范学校后门，装走了一些大箱子，有日本兵押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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