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棚里死寂，唯有老人艰难断续的呼吸，与棚外无休无止的风吹苇浪声交织。粗布包着的五块骨头，沉甸甸地压在袁镜吾掌心，隔着粗砺的布料，似乎仍有微弱的、非物理意义上的“温”或“悸动”传来，与那日指尖触碰巨大脊骨时的诡异感觉隐隐呼应。腥气淡而固执，萦绕鼻端。
“记”…… 李半仙用这个字，道破了袁家千年行为的本质。不是猎奇，不是谋利，甚至不完全是研究，就是记。像史官秉笔，如碑石刻痕，将“龙”这种“天之气”的显化，在人间留下的每一道轨迹，每一次生灭，每一次与凡俗的交集，事无巨细，尽可能客观、冷静、甚至冷酷地记录下来。一代人记不完，就下一代人接着记。这或许就是父亲编纂《坠龙录》的真正意义，也是袁守诚、袁天罡、袁客师、袁大娘……历代先祖默默践行的、近乎宿命的职责。
袁镜吾看着炕上气若游丝的老人。三十九年前，父亲袁守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孤身站在辽东秋雨泥泞中，默默“记”下另一条龙的垂死。三十九年后，自己这个儿子，同样站在（或坐在）这片土地，面对另一条龙的遗骸，翻阅着先祖“记”下的千年秘辛，手中捧着老人冒死存留的五块残骨，心中翻腾着无法言说的疑惧与明悟。
“等你有一天知道自己是谁了，就会用得上。”
我是谁？
这个问题在袁镜吾喉头滚动，几乎要冲口而出。我是袁镜吾，奉天《盛京时报》记者，昌黎袁守一之子。可这只是表象。在李半仙，在父亲，或许在冥冥中某些存在的眼中，他更是“袁家”这一代那双“记龙”的眼睛，是那流淌了“数世纠葛”血脉的承继者，是那本跨越千年的《坠龙录》等待续写的执笔人。
他知道。自从读完那些残页，触碰过那节脊骨，这个认知就已在心底生根，只是被他用理智和常识苦苦压抑。此刻，被李半仙这临终一语，赤裸裸地揭开。
但他终究没问出口。问一个垂死、神秘的老人“我是谁”？荒唐，也无谓。有些答案，需要自己去找，去印证，去背负。就像父亲用“不必问”和残页来指引，而非直言。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窝棚内的光线又暗了几分。最终，他只是将那个粗布小包，仔细地、稳妥地收进了贴身内袋。布料粗糙的质感摩擦着皮肤，提醒着它的存在与重量。
“多谢老先生。”他低声说，声音干涩。
李半仙没有再回应，似乎已陷入昏沉。袁镜吾在窝棚里又坐了一会儿，将自己身上带的、不多的钱和一些干粮，轻轻放在炕沿老人手边。然后，他起身，最后看了一眼那个蜷缩在破苇席上、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枯瘦身影，弯腰钻出了窝棚。
深秋的寒风立刻包裹了他，带着苇塘特有的荒芜与湿冷。他循着来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耳边仿佛还回响着老人那句“世世代代都在‘记’龙”，和窝棚外永恒的、呜咽般的风声。
李半仙没能熬过那个冬天。
袁镜吾离开后，又托营口认识的人，偶尔去苇塘边远远看看，送点吃的。入冬后，辽河开始结冰，苇塘彻底被封冻，进出更加艰难。传来消息的人说，窝棚里很久没动静了。
腊月里，一场大雪覆盖了辽南。雪停后，一个与李半仙相识多年的老渔民，终于设法踏着冰面，靠近了窝棚。发现老人已在睡梦中离世，身体早已僵硬。
消息传到已回到奉天的袁镜吾耳中。他请了假，再次赶往营口。葬礼，如果那能算葬礼的话，在雪后初晴的一个午后举行。地点就在窝棚不远处的冰封苇塘边，一片稍微开阔的雪地上。
天是那种冻彻骨髓的、澄澈的灰蓝色。阳光惨白，毫无温度地照在无边无际的、覆盖着厚厚积雪的芦苇荡上。芦苇枯黄的梢头从雪被中顽强地钻出，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四野皆白，寂静无声，唯有寒风掠过冰面雪原，发出低沉的、刀子般的呼啸。
到场的人，只有三个。
袁镜吾，穿着厚重的棉袍，围着围巾，呼出的白气迅速凝结。他沉默地站着，望着地上那个用破席和旧棉被草草包裹的、瘦小干瘪的遗体。
一个身材矮小、面容稚嫩却紧抿着嘴唇、眼神里带着与年龄不符的紧张与认真的男孩，约莫十二三岁，穿着打补丁但干净的棉袄，是孙正仁。他安静地站在一旁，不时偷偷看一眼袁镜吾，又飞快地低下头，搓着冻得通红的小手。
还有一个便是那位报信的老渔民，满脸深刻的皱纹如同刀刻，默默地在冰面上用铁镐刨着一个浅坑。镐头砸在坚冰和冻土上，发出沉闷而孤寂的“咚咚”声，在这片辽阔的、被冰雪凝固的天地间，传出去很远，又迅速被风声吞没。
没有仪式，没有哭声，没有纸钱。只有三个沉默的人，和一口即将埋入冻土的薄“棺”。
坑刨好了，不大，刚好能容下那卷破席。老渔民和袁镜吾一起，将李半仙的遗体轻轻放入。孙正仁也上前，用小手捧起冰冷的、夹杂着冰碴的泥土，小心翼翼地撒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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