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听澜站起来的时候，根本没听见老师刚刚问了什么。
她只听见教室后排有人低低笑了一声，像细针一样扎进耳膜。紧接着，更多目光抬起来，落到她身上，像舞台上突然亮起的追光灯。讲台上的许老师皱着眉，嘴唇还在动，显然已经重复了一遍，可落进她耳朵里的，还是只有几个断断续续的字。
那一瞬间，她忽然很清楚地意识到——
她的耳朵，可能真的越来越严重了。
晚自习的铃声像一枚硬币，从走廊尽头滚过来，叮的一下，撞在每个人的耳膜上。
对多数人而言，它意味着“又要熬了”，对沈听澜而言，它更像某种提醒——提醒她：这个世界的声音正在变得不可靠。
她坐在靠窗的最后两排，窗外操场的灯亮得白，像一层薄薄的霜。风吹过玻璃缝时，教室里会有轻微的嗡鸣，仿佛空调没关紧。她以前会嫌烦，可现在她反而靠那点嗡鸣确认：哦，耳朵还在工作。
黑板上“距离高考还有 96天”的红字，被擦得发虚。班主任许老师讲解解析几何，粉笔在黑板上划出一串细碎的声响。沈听澜盯着老师的嘴唇，努力把每个音节拼起来。
她最近开始习惯看嘴。
不是因为老师口齿不清，是因为她听不清了。
一开始只是某些频率像被掐掉——同学在后排小声说话，她听见的是一团模糊的气音；走廊里有人喊她名字，她只捕捉到尾音，像水面上浮起一两个泡。她以为是感冒后遗症，或是太累。
她突然很怕。那种怕不是“会不会考不好”，而是“如果有一天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还能怎样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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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的时候老师点名：“沈听澜，这题你来。”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抬起，像舞台上突然亮起的追光灯。沈听澜站起来，手心出汗，指尖把课本边角捏出一道白痕。她看见许老师的嘴在动，看见他眉毛一挑，语气应该是催促，可那句话落到她耳朵里，只剩下断断续续的字音。
她想说“我不会”，又怕自己说得太小别人听不见，于是稍微用力——可说出口的声音却像不受她控制，轻得像一阵气。
“你说什么？”许老师皱眉。
教室里有一瞬间的静，随即某处传来一声压不住的笑，像细针扎进皮肤。笑意很快传染开，几个男生低头憋着，肩膀一抖一抖。
沈听澜的耳朵里嗡了一下，像有人在里面按下了“静音键”。她“看见”自己的嘴唇动，应该是在说“对不起”，可她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就像她听不见别人一样。
许老师叹了口气，挥挥手：“坐下。下课来办公室。”
她坐下时，椅子脚摩擦地面的声响很尖，她本能地想捂耳朵，却又硬生生忍住。她不想让任何人发现，尤其是这个新班级——她刚转来不到一周，大家对她的好奇还没消散，她不想再多一个“特别”。
下课后，学生像潮水涌出教室，走廊的喧闹一层层叠起来。沈听澜抱着书，逆着人流往办公室走。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在努力抓住周围的声音：有人跑过去的脚步，有人拉开厕所门的吱呀，有人对同伴说“快点啊”。这些声音像散落的玻璃珠，她得弯腰一颗颗捡起来，才能让世界看起来正常。
许老师在办公室里批卷子，看见她进来，先没说题，反而问：“你身体是不是不舒服？今天上课怎么……感觉状态不对。是刚转学过来还不适应吗？”
沈听澜攥紧书角，喉咙发紧。她想说“我耳朵有点问题”，话到嘴边却停住。她怕这句话一旦说出来，就会像一张标签贴在她额头上，撕都撕不掉。
她摇头：“可能没睡好。”
许老师看着她，想再追问，又被“高三”这两个字压回去。他敲敲桌面：“先把基础补上。别让自己掉队。”
沈听澜点头，退出办公室，走廊的光白得晃眼。她突然很想回到转学前的那个城市，回到那个她还听得清的夏天里——哪怕那里的日子也并不快乐。
那天放学，她没回宿舍。她把书包背得很紧，像抱着一块救命的浮木，独自走出校门，穿过一条正在修路的街。风里有尘土味，汽笛声忽近忽远，她分不清是哪个方向传来的。她按照手机导航，找到那家耳鼻喉医院。
医院的走廊比学校更安静，安静得让人发慌。墙上贴着听力保护宣传画：“远离噪声，珍爱听力。”沈听澜盯着那行字，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荒诞的委屈：如果我已经在失去，它还来得及被珍爱吗？
检查室里，医生把耳镜伸进她耳朵，灯光刺得她眼睛发酸。随后是一系列听力测试：带着耳机，按按钮，听见“滴”就按。
她听见的“滴”越来越少，按下去的按钮也越来越慌。那种慌不是怕做错题，而是怕自己变成一个被世界关掉声音的人。
医生把报告摊在桌上，语气像播报天气，平静得近乎残忍：“进行性听力下降。不是一时的。你现在还能靠助听器撑一撑，但趋势很明确……越往后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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