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全面科学地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如果撇开阶级斗争的权力争夺的意义，仅就其经济内涵而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表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的现实主义倾向，而非“乌托帮”的幻想。正如总设计师一贯倡导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事实上，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要求的。
其次，在部门发展顺序方面，农业与轻工业得到了比较多的重视和支持，重工业的发展被控制在与农业、轻工业发展相适应的限度内。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给各地农村社队试行。9月23日，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决定》中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25项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扩大对农业的贷款，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同时减轻农民负担。与此同时，还积极向全国推广在部分地区率先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为了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当提高轻纺工业的投资比重，适当增加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外汇。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优先保证轻纺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的供应，适当增加轻纺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进口和贷款。1980年1月，国务院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
当然，在经济改革的最初阶级，对农业、轻工业发展采取鼓励、支持性的政策措施，同时限制某些重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因为重工业长期优先增长脱离了农业与轻工业的需要，转而向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方向发展，而农业、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当农业、轻工业滞后发展局面改变后，鼓励、支持发展的政策自然会相应得到调整。同样，限制某些重工业发展的政策，也会因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不过，就改革以来的总体状况而言，改革前很长时期里以限制农业、轻工业发展换取对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支持的格局已被打破。相反，受利益驱动，某些具有基础产业性质的重工业部门因利少、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而发展不足，那些利大、投资省、回收期短的轻纺工业发展饱和甚至过剩。
第三，在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方面，改变了过去高积累、低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做法，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压缩积累规模，提高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使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
第四，在发展的动力机制方面，一改过去排斥和否定物质刺激，仅仅依靠思想动员，精神激励的做法，从实际出发，逐步恢复了物质奖励制度，推行计件工资制。1978年5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开始恢复。到1979年，全国绝大部分企业都已实行了奖励制度。此后，逐步对工资制度和奖金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在工资和奖金分配上，要拉开档次，消灭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现象，真正实现“奖勤罚懒”。
通过物质利益上的差别，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当然，强调物质刺激，并不否认思想动员、精神激励在促进生产发展方面的作用。大张旗鼓地宣传雷锋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以及群众政治思想教育，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第五，突破了闭关锁国的发展格局，经济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5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歧视和封锁，东方国主要同苏盟和东欧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实行“一边倒”的对外经济政策。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东方国走向了闭关自守的道路，自力更生成为指导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闭关自守的历史表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东方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因此总设计师提议，只要振夏系愿意在国内投资，只要振夏系的投资是利国利民的，全面放开，合资也好、独资也罢，股份股权按照振夏系的要求来办理，而国家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国家其实更应该欢迎，学习国外收费的形式也值得借鉴，商人总归是向利润看齐的，不过要增加一个年份限制，毕竟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这样振夏系在国内的投资，目前看来确实是可以畅通无阻了，而且很多省份的领导层也都开始打起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小九九，和振夏系合作就代表着有外汇进账，和振夏系合作，就代表着本省的经济发展将会借助一个起步的契机，和振夏系合作还代表着该省份可能会更新更先进的技术引进，和振夏系合作……
因而最近霍老和霍建宁下榻的国宾馆，成为了各省大员的聚集地，搞得霍老和霍建宁苦不堪言，可又无可奈何，不过整体而言，霍建宁心中曾有的那些点滴不愤如今总算被抹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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