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稍作停顿，目光扫视一圈会议室，接着说道：“动迁工作，关乎民生，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造福于民应当放在首位。正如郭镇长所说，把更多的钱分给村民，这不仅是对他们配合动迁工作的回馈，更是我们镇政府职责所在。”常凯江嘴角上扬，眼神里透着笃定 。
“从实际效果来看，高补偿能让村民切实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提升他们对镇政府的信任度，为我们树立良好的威信。一旦村民信任我们，后续的动迁工作就能更加顺利地开展，减少不必要的阻碍。这对我们镇的长远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实际上，常凯江心里支持的是郑国强的想法。他和郑国强私下里达成默契，认为在高补偿的幌子下，他们能在动迁事务里暗箱操作，谋取私利。比如在补偿款核算环节，通过虚报补偿项目，将多余款项收入囊中；在工程招标时，为特定企业大开方便之门，从中收取回扣。
常凯江心里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面上却依旧义正言辞：“所以，在执行动迁补偿时，我们不妨步子迈得大一些，让村民真正得到实惠。”在这场充满暗流涌动的会议里，几个镇里的主要领导相继发表自己的观点，看似为了动迁工作出谋划策，实则各自心怀鬼胎，对其他人的观点有着本能的抵触。
郑国强想着借高赔偿中饱私囊，常凯江表面支持郝欣怡，实则为郑国强站台谋取私利，而杨大光这个老好人模棱两可，毫无建设性。唯有郝书记，一心站在工作角度，期望动迁工作能公平公正、合规有序地推进，真正为镇里的发展和村民的长远利益考虑。
华长利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深知自己资历尚浅，不便轻易开口。其他参会人员也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声音交织在一起，整个会议室显得有些嘈杂。
就在这时，平时鲜少发言的主管农业的副镇长张军，出人意料地站起身，清了清嗓子，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表情严肃，目光缓缓扫过众人，开口说道：“我认为，在这次动迁补偿问题上，我们确实应该给村民多一些补偿。”
他微微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大家都清楚，咱们镇的村民，尤其是河东村的村民，平日里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他们大多以务农为生，收入微薄，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也仅仅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张军的声音逐渐提高，带着一丝恳切：“这次动迁，对他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我们能在补偿上给予充分的支持，让他们拿到足够的补偿款，就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些。这不仅是我们作为父母官的责任，也能让村民们更加支持我们的工作。”
郑国强此前私下找到张军，承诺只要他在动迁补偿问题上为高赔偿摇旗呐喊，之后便会在镇里的农业项目上给予他更多的资源和权力。
张军权衡利弊后，决定听从郑国强的安排，试图在这场动迁利益博弈中为自己谋得好处，尽管他的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是在为村民着想。
会议的讨论愈发激烈，渐渐地，郑国强那主张高额赔偿的观点竟在众人的附和声中占据了上风。看着这局面，华长利内心有些着急，他深知此刻已到了自己必须站出来表明态度的时候。虽说自己刚刚被提拔到副镇长的岗位，资历尚浅，但这个项目是他费尽心血搞来的，他觉得自己理应有一定的话语权。
华长利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下坐姿，然后用和缓且带有几分谦虚的口吻开口说道：“各位领导，前辈，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浅见。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村民好，为了咱们镇的发展，这毋庸置疑。郭镇长提出给予村民高额赔偿，这份心意大家都能理解。”他微微停顿，目光真诚地看向众人。
“但是，我们也得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手中的这笔钱，是来之不易的，关系着镇里未来发展的方方面面。该花的钱，我们绝不吝啬，这是为了保障村民的权益，推动动迁工作顺利进行。然而，不该花的钱，我们绝对不能乱花。有了资金，我们后续确实有必要逐步提高全镇村民的生活水平，做更多长远的规划，比如改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医疗等。”
“可要是现在一下子就把大量的钱砸出去用于高额补偿，看似是让村民短期内获得了巨大利益，但实则弊端不少。一方面，会给镇里的财政带来极大的压力，影响后续其他重要项目的开展；另一方面，一旦形成这种高补偿的先例，对于以后其他区域的动迁工作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后续动迁时，村民都会以此为标准索要高额赔偿，这无疑会增加动迁的难度和成本，甚至可能导致动迁工作陷入僵局。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权衡，合理分配这笔资金。”
镇长郑国强听到华长利的话，脸上虽还挂着笑容，可心里却十分反感。他目光微微一眯，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华长利，心里清楚得很，华长利明显是站在郝欣怡那一边的。毕竟华长利是被郝欣怡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层关系摆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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