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天师，圣，王，天下为结构的天道体系废弛，于是接下来以天子，礼，儒，法，大一统为基本结构的人道体系兴起。
以人为天，势必就需要把人拔的和天一样高。所以，在汉儒中，出现了和先秦之儒不一样的趋向，那就是儒家思想的神学化。孔子被赋予神格，被汉儒称之为素王。汉朝皇帝也要和天之间，进行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论一出，顺理成章的，灾异说就出现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运动的总工程师，董仲舒所提出的灾异说认为，皇帝就是天本身，天就是皇帝本身，如果皇帝德厚，那么天下就会祥瑞太平，如果皇帝德薄，那么天下就会昏乱祸殃。既然天就是皇帝，天德就和天子之德互相等同。那么同理，反过来也成立，如果出现了地震，是天德不顺，那么也说明是皇帝缺德。
这个反过来也成立的推理，把汉武帝气坏了，差点砍了董仲舒。天什么时候地震，什么时候洪水泛滥，谁能控制得了，终有一天被缺德。
“是啊！董仲舒的思想问题出哪了呢”？陈永仁认真的问道。
这便是以人为天的体系必会出现的缺陷。在以天为天的天道思想里，老子说，天之所恶，孰知其故？老子认为，人只能合天顺道，只能根据天地出现了什么状况，然后再相应的进行善谋，善应，善利和善胜。这就是莫知其极而无不克的思想。
在《道德经》中，老子是这样阐述他的福祸观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天道福祸观认为，天地的造化运动，万物的演化运动，并不以人主观的好恶损益为转移，人的心智，是无法穷尽一切损益福祸的，更无法控制天地造化只出现福，不出现祸，所以说，其无正也。因为对天来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它所垂降的天象和造化，是福还是祸是利还是害，那只是人类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自己所作出的理解而已。
在独尊儒术的人道福祸观里，以人为天，根据天人感应和灾异说，如果天下出现了灾祸，那么就是皇帝缺德。儒生们，为了维护皇帝这个至高的天和他完备的天子之德，就必须得穷尽天地福祸和利害，尽力的让天下不出现祸殃，以免让皇帝陷入被无辜缺德的尴尬境地。怎么才能让天下不出现祸殃呢，只能事先预决占验，在祸殃发生之前来规避它。
汉儒一分为二，分成了经学和纬学，经学负责经世济国，纬学负责预决吉凶。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这便是纬学的由来。纬，是谶对经而言产生的概念。谶纬常见连读，谶是什么呢，「亡秦者，胡也」、「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包括后来的推背图，烧饼歌，这些都是谶言。
在华夏文明的以天为天的纪元里，那些能够同于大道，合于天伦，可以提挈天地的真人，比如岐伯，广成子，神农，黄帝，伊尹，老子，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之为天师。天师和圣王们，才可以以国家官学的形式，为百姓以天道立教。
但是在汉朝以人为天的华夏文明纪元，这样的真人，不复存在。因为真人本身，就是以天为天才会出现的天道掌握者。以人为天的人道时代，最高的圣人就只能是周公和孔子，他们同样以国家官学的形式，为百姓，以人道之礼法立教。
到了东汉，神学化的汉儒，谶纬之学成了国家显学，装神弄鬼的那一套，最终把整个国家的祭祀体系和官学体系，都折磨的千疮百孔。这时候张道陵应运而出创立了天师道，来化解谶纬之害，这便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道教起源。
东汉产生的以人为天的天师道的天师，和以天为天的岐伯老子这样的天师，是不一样的。本质上，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道教，它是人之道，非天之道，是人之教，非天之教，它是张天师家学的传承。以一家之学立教，这是华夏历史上开先河的第一次。这和孔子还不一样，孔子所述，皆为周朝官学，可以认为，汉儒是周朝官学的一个改版。所以，以孔子之学立教，就等同于以周礼立教，以周朝官学立教。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这个道教的根和源头，是汉儒，而非老庄，它只是披着黄老庄之道的外衣，行汉儒谶纬之实。黄帝老庄为代表的天道之学，从不论装神弄鬼之言。先秦诸圣的经典和官学正史中，也从不论鬼怪神巫之说。装神弄鬼，是汉儒谶纬之学的产物。汉儒中，孔子为素王，所以在道教中，也如法炮制，老子就变成了太上老君，都被神格化了。
进一步，结合了民间的一些俗学杂学私学传说，天师道又演绎出来了一套神仙体系。在儒家的祭祀体系中，自古以来，华夏的最高神是昊天上帝，他只是天的一个代称而已，并非真正的人格化的神。天师道有昊天上帝不崇，而把老子神格化，变成了和昊天上帝对等的至高神，那就是说明，一个国家里面，出现了两套不同的祭祀体系。这也说明了，天师道立教之时，东汉官学和官方祭祀体系，已经实质性的崩溃了。果然，东汉王朝没多久就衰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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