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有很多人因为受到变法影响而离开了京城，特别是和王安石政见不和的名流，有些人就云集到了洛阳。凭邵雍的名望，变法这么大的事情他绝对不可能置身事外的，虽然在众多的史籍上均没有看到邵雍明确反对变法的议论，不过在邵雍的《伊川击壤集》中有不少诗可以看出他对变法的态度，他劝导学生、朋友们不要辞官，辞官了就安心在家休息，看开一些，适应现状就好，并没有明确说变法的是非对错。实际上这特别好理解，无意凡世仕途、深得中庸之道、观尽天下万物的隐士，怎么会卷进政治风暴之中。
以邵雍在当时的名望，所结交的全是名流，有的司马光、张载、二程、欧阳修等等大儒，偏偏这位王安石不在他的朋友名单里面，原因在史料中鲜有提及，不过在他的儿子邵伯温的《见闻录》中可以发现一些端倪。邵伯温对王安石的评价并不是很好，说他“好执偏见，不能物情”，甚至说他是“奸邪”，以后“必败乱天下”，试想以忠孝传家的大儒家庭，如果邵雍认为王安石是个大大滴好人，邵伯温会如此说吗？
另外，还有一个小线索，就是邵雍晚年时的一首名为“疾革吟”的诗：
有命更危亦不死。
无命极医亦无效。
唯将以命听于天。
此外谁能闲计较。
在邵雍看来，有病治与不治，变法改与不改都一样，不该死时病得再重也没事，该变的时候，再反对也得变，那些必然的事不是人力所能抗衡的，以邵雍这种心态，对于王安石显然生不出亲切的感觉来吧。
再说一个小线索，出自一部叫做《邵子神数》的书，这部书又称铁板神算、皇极天书，据说是出自邵雍之手，也有人说是后人托他的名创作的，所以这个线索是否准确尚不好说，只能作为参考。在书中有这么一条，“，自古人事由天定，万事由命不由人。主办保甲诚有数，戊申已酉大山风。”其中的数字是每一条前的编号，不详细解释了。前两句意思也好理解，主要是后两句。“保甲”指的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部分，具体不解释了。王安石是1068年进京，1069年开始变法的，这两年干支就是戊申和已酉。“山风”是指的蛊卦，邵雍是位易学大成的大家，鲜有人出其右的，蛊卦又有祸乱的意思，大蛊就是祸乱天下了。所以，这一条显然是在说王安石是在祸乱天下的，假如这部《邵子神数》最终考证确为邵雍所着，那么他对王安石的态度就很明确了。
综合这些线索，似乎可以看得出邵雍对王安石还是没有结交的意愿，二人没有来往，没成为朋友也就好理解了。
因为邵雍的德才很高，所以多次被人举荐给皇帝，皇帝也封他一些官职，不过以他的脾气是不太可能出仕的，所以每次都表达坚辞的态度，无奈皇帝那边求贤之心又太迫切，最后感觉实在推不掉了才勉强接受了任命。以老狐狸般的机智，自然会找出更多的理由，于是就说我生病了，卧床不起了，您当皇帝的也不能勉强一个病人吧，就这样，一拖再拖，拖到了他六十七岁去世，也没给皇帝面子。
除了前面讲到过李之才的原因，邵雍一直不愿意当官的原因还可以从他的一些诗句中看出一二，比如：
“名利场中难着脚，林泉路上早回头。
不然半百残躯体，正被风波汨未休。”
“满天风月为官守，遍地云山是事权。
唯我敢开无意口，对人高道不妨言。”
“每恨性昏无意口，长惭智短适时难。”
邵雍死后，皇帝深感惋惜，追赐了他一个秘书省着作郎的官职，不久以后，哲宗又赐下了谥号“康节”，之所以给了这个谥号，是因为邵雍“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所以后人经常称他为邵康节。到南宋的时候，邵雍又得了一个“配享孔庙”的至高的荣誉，从此一介布衣有了享受孔庙香火的资格。
邵雍临终前，好友们都来探望他，邵雍单独把程颐叫到床前说：“面前路径常领宽，路径窄则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表面上他这是在说自家门前路的宽窄问题，实则还是指点好友，无论王安石变法如何，你自己一定要不要把事做绝了，路留得宽一些，自己走得通畅，让别人也有路可走，要是把路堵死了，那不成了生死仇敌了嘛。
办完了好友的后事以后，程颢亲自执笔为邵雍写了墓志铭，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先生淳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全文就不引了。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人们对邵雍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比如：
《宋史》评价他：“高明英迈，迥出千古。”
程颢对邵雍的评价是：“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程颐对邵雍的评价是：“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贤。”
朱熹说他：“天挺人豪，英迈盖世，驾风鞭霆，历览无际；手探月窟，足蹑天根，闲中今古，醉里乾坤”，是一位“振古之豪杰”，蛮有江湖气息的评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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