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无完人，李黄瓜也不例外。
迈入21世纪，他犯下了两大错误：一是初期轻视了某位地区领导；二是在2015年后误估了东国的形势。
这两大失误，让他从商业巨擘跌落神坛，从财富偶像变成了众人口中的“黄瓜”。
这是秦安出现前，李黄瓜80年代后的生活与商业历程。
但秦安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因对李黄瓜的反感，秦安屡次抢先一步夺走他看好的目标，如青州英泥、和记黄埔等。
如今秦安势力已成，作为来自未来的重生者，他誓要阻止李黄瓜破坏他的香江布局。
因此，今年以来，秦安一直在暗中打压李黄瓜，甚至拒绝他加入天庭会，并在组建香江财团时直接将他排除在外。
李黄瓜因此感到恐慌，四处打听香江财团的消息，直到最近才略有收获。
他的心腹盛颂声和周千和也为此现身，却同样束手无策，因为关键在于秦安的态度。
不了解秦安的意图，他们难以对抗日益壮大的秦系财团。
那么，秦安究竟作何打算？
他的想法很明确：他希望香江以后不再有“黄瓜”。
不久，秦安计划组建香江财团的消息，以其优厚的条件，迅速传遍了香江那些谋求利益的洋人耳中。
某日，以怡和财团亨利·凯瑟克为首的一群英资商人，在怡和置地中心大厦顶楼会议室 。
与会者多为阴国人。
会议伊始，亨利·凯瑟克，怡和财团在香江的主要负责人及凯瑟克家族年轻一代的代表，率先发言：
“我得知消息，那些华人富豪打算组建一个以华资为主导的香江财团。这对整个香江，以及在座的各位，都有重大影响。”
“今天召集大家，就是想听听各位对这件事的看法！”
亨利·凯瑟克发言完毕，扫视在座的各位。
七十年代以降，香江突飞猛进，人口与经济齐头并进。
此番景象促进了港岛房地产的蓬勃发展。
房地产行业的兴旺，使众多港岛富豪借此迅速累积财富，至七十年代末，已能与英资分庭抗礼。
当下的格局，实乃历史演进之必然。
昔日，港岛的华人富豪多局限于洋人所不屑之领域，自然难以匹敌洋人之富裕。
香江的英资力量，历来以四大洋行为核心，汇丰与渣打则另成一派。
四大洋行依次为怡和、和记、会德丰、太古，此排序亦映射其实力之强弱。
渣打与汇丰掌控香江发钞大权，位列香江银行与金融集团之首。
在这六大巨头之下，方见青州英泥公司等中小型英资企业之身影。
在华资崛起之前，这些英国人彼此间已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常为利益争执不休，乃至兵戎相见。
故而，在场英资大佬间并无真挚的亲密之情。
他们今日应亨利·凯瑟克之邀聚于此，首要缘由乃秦安的出现令这些英国人预感到了华资对英资的潜在威胁。
这迫使他们携手并肩，共商应对之策。
亨利·凯瑟克话音刚落，乔治·马登亦发表见解：
“华人势力的崛起，确已对我们构成威胁。我赞同凯瑟克先生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团结一致，向港督府施压！否则，香江或将不再属于我们！”
乔治·马登身为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其言辞间流露着五十年代日不落帝国殖民时期的口吻。
仿佛香江已归属他们英国人！
若在场有华人听闻，多半会感到愤慨与不满。
但此处皆为英国人，他们对乔治·马登的言论自是习以为常。
反觉理所应当。
乔治·马登乃会德丰集团董事之一，亦是该集团创始家族马登家族的关键人物。
会德丰历史悠久，由英籍犹太人佐治·马登于1925年在上海创立，主营航运与仓储。
1932年，与汤姆士·魏尔洛克的上海拖驳船有限公司合并，重组为会德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总部与船队迁至英国。
战后，其创办人在东方已无立足之地，转而全力拓展航运业务，以备不时之需。
佐治1959年退休后，其子约翰·马登继承了发展航运以降低政治风险的策略，却致公司业务大幅滞后，终遭出售。
约翰1919年生于世，童年部分时光在上海度过，后于1940年在剑桥大学获文学硕士，二战期间服务于皇家军队，1946年加入会德丰伦敦分部。
返港后，他积极拓展香江投资，通过收购涉足地产与零售，香江置业信托（原香江麻缆公司）成为地产业务核心。
1968年，英资百货连卡佛成为其附属。1971年，会德丰发行新股收购张玉良旗下的联邦地产，获国际大厦与联邦大厦等中环高端写字楼。交易后，马登家族股权稀释，张玉良成大股东，但约翰·马登仍掌会德丰。
1972年，借夏利文发展公司之力，于港九开发多处物业。至70年代，会德丰已成为香江主要地产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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