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到沪上的时候，学校已经放假了。我便直接去找了蒋教授。
冬季的沪上大学校园，梧桐叶在红砖墙上拓出斑驳的金影。我将十二卷香港土地登记册摊开在蒋教授的书案上，泛黄的纸张散发着维多利亚港的咸腥气。“这是淘大花园的销售合同，”指尖划过英文条款里蚂蚁般密集的备注，“公摊面积占比27.6%，连管道井都计入售价。”
老教授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放大镜在“COMMON AREA”字样上凝成光斑。窗外传来推土机的轰鸣，淮海路工地正在浇筑上海首个商品房项目的地基。
“目前国内房地产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如果现在不能做好规范工作，那么未来可能会涌现出大量的乱象。这不仅会给行业发展带来诸多阻碍，甚至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一脸凝重地对蒋教授说道。
蒋教授听后，并没有立刻回应我，而是沉默地思考了一会儿。随后，他又拿起我带回来的资料，仔细地翻阅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你的担忧不无道理，房地产行业确实牵涉面极广，需要涉及到众多领域的知识。这样吧，我去找一些相关领域的外授，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把这个提案做得更加完善一些。这样一来，通过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
我心里很清楚，在当前这种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这样的提案想要通过的难度非常大。然而，我也明白，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把功课做足。于是，我和蒋教授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寻找那些还在学校、并且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能帮上忙，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强征”过来。
法律系自习室的灯彻夜未熄。计算机系借来的386电脑嗡嗡作响，屏幕上是自编的模拟程序：输入香港美孚新邨的楼间距数据，光照曲线在冬至日陡然跌入血红。
“港岛43%住宅达不到日照标准。”我把打印纸拍在桌上，墨粉簌簌飘落如黑雪。麻理逊从香港传真来的照片更触目惊心——九龙塘某豪宅的落地窗前，高压电线塔如巨蟒缠绕，购房合同里却写着“无敌山景”。
蒋教授突然掀开钢琴盖，弹出一串沉重和弦：“这是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开发商的和声套路永远三个乐章：预售圈钱、降标减配、卷款消失。”他枯瘦的手指砸向琴键，“现在该写第四乐章——审判！
虹口区拆迁办的地下档案库寒气逼人。我们举着手电筒翻找1958年的工程日志，灰尘在光柱里翻滚如星云。泛黄的验收单突然飘落，上面有枚酱油色的指印。
“王有福，抹灰工。”蒋教授摩挲着签名栏的十字押，“这栋苏式筒子楼去年墙体剥落，砸死个卖早点的妇人。”手电光扫过文件末尾的验收章——鲜红的五角星里，“优良工程”四个字正在霉斑中溃烂。
当夜我在提案第六条加入追责条款时，钢笔尖突然迸裂，墨汁在“终身追责”四字上漫成墓碑的形式。
香港传来的录像带在投影仪里沙沙作响。画面里麻理逊举着测距仪，在荃湾某栋廿四层大厦逐层测量：消防通道堆满杂物，应急灯电线被老鼠啃噬裸露。最骇人的是顶楼——开发商为省电梯费，竟用砖墙封死通往天台的安全门。
“上个月火灾烧死九人。”画面外他的声音发颤。镜头突然转向电梯井，生锈的钢缆像垂死的蟒蛇般抖动。我按下暂停键，在提案第三条重重划下红线：“六层以上强制安装双回路电梯，断电后自动切换备用电源。”
蒋教授突然咳嗽着举起份传真：香港某楼盘因资金链断裂停工，三千业主被迫住进裸露的钢筋骨架，雨季时用塑料布遮着婴儿床。
根据这些案例，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研究，最终决定对房地产预售制定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款。具体来说，当工程完成度达到 40%时，开发商才能够获得预售许可证。然而，在这个阶段，他们只能收取不超过房屋总价 5%的定金。这样一来，购房者的风险就得到了有效控制，避免了他们在房屋尚未完工时就支付大量款项，却最终面临房屋无法交付的困境。
此外，我们规定房屋必须在完工后才能正式销售，并且将交房日期作为按揭起始日期。这意味着购房者只有在实际拿到房屋钥匙后，才需要开始偿还按揭贷款。这样做不仅可以保障购房者的权益，还能有效防止开发商卷款跑路等不良行为的发生。
针对香港公摊面积的混乱局面，我们在提案中明确提出，房屋面积必须以屋内实际使用面积为准，不得以公摊为借口随意增加房屋面积。这一举措将彻底杜绝那些无良开发商利用公摊面积来欺骗消费者的行为，确保购房者能够真正购买到与所支付金额相匹配的房屋面积。
通过这些限制条款和规定的实施，我们相信可以有效避免后世出现那种七十几平方的房屋，实际使用面积却只有三十来平方的情况。这样一来，购房者的利益将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房地产市场也将更加健康、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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