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湿的梅雨季，我站在槐安路13号门前。生锈的铁门半掩着，门柱上爬满暗绿色的苔藓，像极了母亲临终前手臂上蔓延的淤青。距离她坠楼身亡已经过去七年，而我此刻才第一次收到这栋老宅的继承通知——来自一个从未听说过的远方表舅，附带的纸条上只有一行钢笔字：“七月十五前必须住满三晚，否则你母亲永远回不来。”
钥匙插入锁孔时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像有人在骨头里磨锯子。玄关堆满积灰的纸箱，最上面那层覆盖着黄布，露出半截观音像的莲座，瓷面上裂着蛛网般的细纹。我刚踏进去，天花板突然滴下一滴水，落在手背上时带着反常的温热——低头看去，浅灰色地砖上竟洇开一个模糊的血色手印，五指张开的姿态，像极了母亲坠楼时在楼下墙面留下的痕迹。
“叮——”
手机在裤兜震动，是房东发来的催租短信。我摸了摸口袋里皱巴巴的诊断书，胃癌早期，手术费还差八万。这栋位于老城区的独栋老宅或许能卖个好价钱，前提是我能熬过这诡异的三晚。
二楼传来木板吱呀声。我握紧手电筒往上照，楼梯拐角处垂着半截褪色的红绸，在穿堂风里轻轻摇晃，像条吊死的舌头。母亲的日记里曾提到过这栋房子：“每当槐花落尽，地下室的门就会自己打开。”那时我才十岁，以为只是她发病时的胡话——她总说夜里听见小女孩唱童谣，说镜子里的倒影会对她笑。
走廊尽头的书房门虚掩着，透出微弱的月光。我推开门，扑面而来的霉味里混着铁锈味，书架上摆满泛黄的古籍，最显眼的位置供着个紫檀木盒，盒盖上刻着缠枝莲纹，中间嵌着枚暗红玛瑙，在月光下泛着血光。盒子里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宣纸，展开后是幅水墨画：暴雨中的老宅，屋顶站着个穿旗袍的女人，长发垂落遮住面容，手中抱着个布娃娃。画的右下角题着小字：“民国二十三年，槐安路十三号灭门案，幸存者仅三岁女童。”
后颈突然泛起寒意，仿佛有人在背后呼吸。我猛地转身，看见落地镜里的自己额头正中央，不知何时多了道朱砂色的竖线，像只闭合的眼睛。镜中倒影的嘴角慢慢上扬，露出不属于我的诡异微笑——我踉跄着后退，撞翻了身后的檀木书桌，抽屉里掉出一叠照片。
照片上是不同年代的槐安路13号，相同的是门前都站着穿旗袍的女人：五十年代的黑白照里，她抱着个襁褓；八十年代的彩色照片中，她牵着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最新的一张摄于七年前，母亲站在门前，怀里抱着的正是我小时候最爱的布娃娃，可我分明记得，那个娃娃在母亲坠楼当晚就失踪了。
楼下突然传来玻璃碎裂的声响。我冲下楼，看见客厅的落地窗被打碎，满地碎玻璃上，几串湿漉漉的小脚印正向厨房延伸，脚印边缘渗着暗红的水渍，像是被血泡过的皮肤踩出来的。冰箱发出“咔嗒”一声，冷冻室的门缓缓打开，里面躺着个风干的布娃娃，胸口别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母亲的字迹：“别让囡囡找到地下室的门。”
当啷——
厨房水槽里的水龙头突然拧开，铁锈色的水汹涌流出，在地面汇成小小的血泊。我听见有人在哼童谣，是母亲以前哄我睡觉的调子，却带着说不出的沙哑：“槐花落，槐叶黄，十三号里藏阿娘。门不开，灯不亮，娃娃哭着找床床......”
声音是从地下室传来的。我这才注意到，原本堆在墙角的纸箱不知何时被移开，露出嵌在地面的青石板，石板中央刻着逆时针旋转的六芒星，星芒交汇处是个婴儿掌纹般的凹痕。当我的影子笼罩住凹痕时，青石板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缓缓向下开启，潮湿的腐臭味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桂花香涌上来——那是母亲坠楼当天，我在她身上闻到的最后气味。
手机在这时响起，是陌生号码。我颤抖着接起，听筒里传来电流杂音，紧接着是指甲刮擦玻璃的声音，一个孩童般的女声咯咯笑着：“大哥哥，你妈妈在地下室等你哦，她的头......一直在转呢。”
咔哒。
地下室的楼梯间突然亮起灯，昏黄的灯光里，我看见台阶上散落着几瓣枯萎的槐花，每一瓣都朝着地下室的方向，像极了某种古老的引路仪式。而在台阶的第七级，躺着半张泛黄的纸，上面用红笔写着：“第七夜子时，槐树根下埋着二十七个瓷罐，每个罐子里都装着......”
字迹到此为止，像是被什么打断。我弯腰去捡，指尖刚触到纸面，楼上突然传来铁门撞击的巨响。回头望去，玄关处不知何时站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背对着我，头发湿漉漉地滴着水，手里抱着个缺了半只眼睛的布娃娃——正是七年前失踪的那个。
“囡囡，”我喉咙发紧，“你怎么......”
小女孩慢慢转身，我看清她的脸时，后颈瞬间绷紧。那是张严重腐烂的面孔，右半边脸皮挂在下巴上，露出下面青白的肌肉，左眼窝里爬着几只黑色的小虫子，唯有嘴角上扬的弧度，和母亲坠楼时被摔变形的笑容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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