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评论说：世上有三种人，是道德的败坏者：一是游侠，二是游说之士，三是游行之人。树立自己的声势，作威作福，结交私人党羽，以在世上逞强的，叫做游侠；粉饰言辞，设置阴谋诡计，奔走于天下以谋取权势的，叫做游说之士；表面上装作有仁爱之心以迎合时人的喜好，拉拢党羽，树立虚假的声誉来获取权力利益的，叫做游行之人。这三种人，是祸乱产生的根源；他们伤害道德，破坏法律，迷惑世人，这是古代圣王所慎重对待的。国家有士、农、工、商四种民众，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不从事这四种职业的人，就是奸民。奸民不出现，王道才能实现。
这三种人的出现，产生于末世，周朝和秦朝末年尤为严重。君主不贤明，臣下不正派，制度没有确立，纲纪废弛；把别人的诋毁和赞誉当作荣辱的标准，不核查事情的真相；以个人的爱憎来判断利害，不考虑实际情况；凭自己的喜怒来进行赏罚，不考察其中的道理。上下相互欺瞒，各种事情都错乱不堪，所以发表言论的人根据对方势力的强弱来措辞，负责选举的人按照关系的亲疏来下笔，善恶被众人的言论所混淆，功罪被王法所颠倒。这样一来，利益不能通过正当的方式获取，祸害也不能通过正道来避免。所以君子违反礼义，小人触犯法律，奔走钻营，超越自己的职责和法度，追求华丽而摒弃实际，竞相追逐一时的利益。轻视父兄的尊严而尊崇宾客的礼节，淡薄骨肉之间的恩情而深厚朋友之间的友爱，忘记修身的道理而追求众人的赞誉，割舍衣食之业来满足宴饮的喜好，贿赂的财物堆满门庭，互相拜访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私人书信比公文还繁多，私人事务比公务还繁杂，于是不良的社会风气形成了，正道也就被破坏了。因此，圣明的君主在位时，治理国家、安排百姓，端正各项制度；根据功劳和罪过来判定善恶，而不被诋毁和赞誉所迷惑，听取言论要责求事实，提出名称要指明实际。所以实际情况与名声不相符的叫做虚，情感与外貌不一致的叫做伪，诋毁和赞誉不符合事实的叫做诬，谈论事情不符合实际的叫做罔。虚伪的行为不能得逞，诬陷欺骗的言辞不能流行，有罪的人不能侥幸逃脱，无罪的人不用担心害怕，请托的事情无法进行，贿赂没有用处，停止华丽不实的文风，去除浮夸的言辞，禁止虚假的辩论，杜绝过度的智谋，摒弃百家的混乱思想，统一于圣人的最高道德准则，用仁爱和恩惠来培养百姓，用礼乐来教化百姓，那么社会风俗就会稳定，良好的教化就能实现了。
评论
这段历史充分展现了汉武帝时期在政治、军事、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重要举措与影响。政治上，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巧妙地削弱了诸侯国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政策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从根源上解决了诸侯国对中央的潜在威胁。军事上，卫青等人在河南之战中大获全胜，拓展了汉朝疆域，为抵御匈奴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设立朔方郡也给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反映出军事行动与经济民生之间复杂的关系。
在社会治理方面，迁徙豪强大族到茂陵以及对郭解的处理，凸显了朝廷对地方势力的管控决心。郭解作为游侠代表，其行为虽有温良助人的一面，但私自操持生杀大权，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班固和荀悦对游侠等“三游”现象的评论，深刻揭示了他们对社会道德和法治的危害，以及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一时期的种种事件表明，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需要在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寻求平衡，既要积极应对外部威胁，又要注重内部秩序的维护和道德风尚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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