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后，李陵换上便装，独自走出营寨，拦住想要跟随的人：“都别跟着，我一个人去取单于的脑袋！”过了好久，李陵才回来，长叹一声：“兵败了，只能死战了！”于是下令砍断所有旌旗，把珍宝埋在地下。李陵感叹道：“要是还有几十支箭，我们就能突围了。现在没武器再战，等天亮就得被俘虏。大家分散突围，或许还有人能逃回去向天子报告！”他让士兵每人带两升干粮、一块冰，约定在遮虏障会合。半夜时分，李陵击鼓召集士兵，鼓却没响。无奈之下，李陵和韩延年上马，带着十几名壮士突围，几千匈奴骑兵紧追不舍，韩延年战死。李陵仰天长叹：“我没脸回去见陛下了！”最终选择投降。剩下的士兵四处逃散，逃回边塞的只有四百多人。
李陵战败的地方离边塞一百多里，边塞守军把消息上报朝廷。汉武帝一开始还盼着李陵能死战到底，后来听说他投降了，气得不行，把陈步乐叫来责问，陈步乐吓得自杀了。满朝大臣也都跟风指责李陵，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却力挺李陵：“李陵侍奉亲人孝顺，对士兵讲信义，常常为了国家不顾生死，这是他长期以来养成的品德，有国士的风范。现在他一次行动失败，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就落井下石，实在让人痛心！况且李陵只带了不到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抗击数万敌军，打得匈奴救死扶伤都忙不过来，匈奴发动所有能拉弓射箭的人一起围攻。他转战千里，箭射完了，退路也断了，士兵们拉着空弓，冒着敌人的兵刃，还坚持向北死战，能让士兵如此拼命，就算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然兵败被俘，但他所取得的战果，也足以昭示天下。他不死，应该是想找机会立功报答汉朝！”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胡说八道，是想诋毁李广利，为李陵开脱，直接下令对司马迁施以腐刑。
过了一段时间，汉武帝又后悔没给李陵派援军，说：“李陵出兵的时候，就该直接让强弩都尉去接应，就因为提前下了那道诏书，才让老将生出了坏心思！”于是派使者去慰问赏赐那些从战场上逃回来的士兵。
汉武帝一直用法令制度管理臣民，还特别重用酷吏。各郡、国的二千石官员也大多严酷残暴，导致百姓越来越不把法律当回事，犯法的人越来越多。东方地区盗贼蜂拥而起，大的团伙有几千人，他们攻打城池，抢夺兵器库的武器，释放死囚，绑架、侮辱郡太守、都尉，杀死二千石官员；小的团伙也有几百人，在乡里抢劫掠夺，多得数都数不清，路上都没法正常通行了。汉武帝一开始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去镇压，根本不管用；后来又派光禄大夫范昆和原来的九卿张德等人，穿上绣衣，拿着符节和虎符，调兵遣将去攻打。虽然斩杀了一些大的团伙，有的地方斩首多达一万多级，还依法处死了那些给盗贼提供通行、饮食的连坐者，有些郡处死的人多达几千。但过了几年，也只是抓到一些盗贼头目，那些逃散的盗贼又重新聚集在山川险要之处，朝廷也拿他们没办法。没办法，汉武帝只好制定《沈命法》，规定：“盗贼兴起却没发觉，或者发觉了却没抓到规定数量的，从二千石官员到小吏，负责的人都得死！”这规定一出，小吏们怕被处死，就算发现盗贼也不敢上报，担心抓不到人连累上级官府，官府也让他们别声张。所以盗贼越来越多，上下级互相隐瞒，都用文书来逃避法律责任。
当时，暴胜之担任直指使者，被他处死的二千石以下官员特别多，威名震慑各州郡。他到渤海时，听说当地人隽不疑很贤能，就请他来见面。隽不疑容貌威严，衣冠整齐，气质不凡。暴胜之连鞋都顾不上穿好，赶紧起身迎接。两人到堂上坐定后，隽不疑郑重地说：“我一直住在海边，早就听说过暴公子的大名，今天终于能和您见面交谈。当官的，太强硬容易折断，太软弱又会坏事，应该先树立威严，再施以恩惠，这样才能建功立业，保住荣华富贵。”暴胜之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全都听进去了。回去之后，他就上表推荐隽不疑，汉武帝召见隽不疑，封他为青州刺史。济南人王贺也担任绣衣御史，负责追捕魏郡的盗贼，但他抓捕时很多人都被放走了，因为不称职被免职。王贺感叹道：“我听说救活一千人，子孙就能封侯，我救活的有一万多人，后代肯定能兴旺！”
这一年，汉朝封匈奴降将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让他率领楼兰国的军队去攻打车师。匈奴派右贤王率领几万骑兵救援，汉军作战不利，只好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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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汉二年的一系列事件，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汉武帝晚期统治的诸多弊端。汉武帝的“强国梦”遭遇了一场强烈冲击，军事、内政多个方面都亮起了红灯，暴露出盛世之下潜藏的巨大危机。
军事战略与指挥失当：李广利西征虽有斩首万余级的战绩，却陷入匈奴重围，最终折损十之六七兵力，凸显出汉朝在战役规划与后勤保障上的严重缺陷。而李陵事件更是军事决策失误的典型。汉武帝先是贸然同意李陵以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的冒险计划，后又因猜疑错置援军，导致李陵孤立无援。李陵以寡敌众，虽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坚韧意志，但终究因实力悬殊兵败投降。汉武帝事后的愤怒与迁怒，不仅寒了将士之心，也反映出其晚年刚愎自用、情绪化的决策风格。司马迁因仗义执言遭受腐决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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