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转业那年正好满服役期。转业后他在地方海事局工作，不再穿军装，但走路还是那个姿势——脊背挺直，步伐稳健。安娜从纺织厂技术科退休，比石林早两年。她退休那天，赵红梅哭了，抱着她说“你走了厂里就没人能治住那些偷奸耍滑的了”。安娜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以后有时间常来家里坐。
退休后的日子，比他们想象中更自在。石林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早上载着安娜去海边。后座垫了厚海绵，骑快了风在耳边响，她揽着他的腰，他腰杆挺得很直。跟年轻时一样。不一样的是到了海边不用赶着回部队点名，他们可以在沙滩上坐一整个上午。
家里的阳台上，安娜养了一排多肉。石林嫌这些东西“不能吃不能喝”，但还是每天帮它们浇水。浇得太勤快，浇死了好几盆。安娜说你别浇了，他嘴上答应，第二天趁她不注意又拎着水壶去阳台了。
后来他们开始出门旅游。先去近的——泰山，曲阜，承德。然后去远的——桂林，西安，昆明。改革开放以后条件好了，孩子们也能帮衬，他们越走越远。在黄山顶上看过日出，凌晨四点石林把她从床上拽起来爬山，她骂了一路，到山顶的时候正好看到太阳从云海里跳出来，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在洱海边骑过自行车，她坐在后座上，风吹得他的衬衫鼓起来，像一面帆。在新疆吃过哈密瓜，甜得她眯起眼睛，他用自己的手帕给她擦嘴角的汁水。
钱的事，两个人没怎么操过心。不是因为石林的转业工资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总在不知不觉中“踩对了点”。八十年代初，安娜用攒了好几年的积蓄在青岛老城区买了套小平房。地段好，临海，院子大。后来城市改造拆迁，赔了三套楼房，翻了好几倍。九十年代，石林一个老战友下海做生意，拉他入股。他不声不响研究了好几个月，把攒了半辈子的积蓄投了进去。安娜没有拦他。她自己也在上海用母亲的名义买了几处老房子，后来浦东开发，那些房子成了黄金地段。
孩子们调侃他们是“民间经济学家”。安娜笑了笑，没有解释。石林也不解释。有些事不用解释，也解释不清。他们只是都记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仅此而已。
孩子们的日子也都宽裕。石铭在部队稳步晋升，石寓开了自己的贸易公司，石鹰转业后进了民航，石明珠嫁了个温和的大学教授，在国外工作，每年寄明信片回来。四个孩子都不需要父母贴补，反而隔三差五往家里寄钱寄东西。石明珠寄来的羊绒围巾，安娜戴了一个冬天。石铭过年孝敬的酒，石林喝了一口就放下——不如他爸那瓶茅台。但他还是喝完了，一杯没剩。
五十岁那年，石林不知从哪里翻出一把手风琴。褚琴说是石晶留下的，石晶年轻时在文工团待过两年，后来嫌累赘就没带走。石林修了修，换了根皮带，坐在客厅里试着拉了几个音。声音很涩，像锯木头。安娜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过了一个月，锯木头的声音变成了简单的旋律。又过了两个月，他已经能拉完一整首《喀秋莎》。安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练的。他每天早上去阳台浇花的时候，顺便把琴也带去了。她后来才知道，他在阳台上练琴是怕吵到她。阳台上养着的几盆多肉，就在那段时间被多浇了好几倍的水。
五十二岁生日那天，安娜送了他一架新琴。
他也送了她一样东西——一把口琴。银色外壳，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音色清脆干净。
安娜把口琴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然后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会吹口琴？”石林没有回答。他只是把她的手合上，握着她的手和那把口琴，说：“以后咱们合奏。”
她确实会吹口琴。那是少女时代学的，在上海弄堂里，对着梧桐树吹《茉莉花》。后来结婚生子，口琴丢了，曲子也忘了。现在她又想起来了。
从那以后，傍晚的阳台上总是有琴声。石林拉手风琴，安娜吹口琴。拉的曲子和吹的曲子经常对不上。他拉的是军歌，她吹的是江南小调。一个慷慨激昂，一个婉转悠扬，怎么听都是两首曲子。隔壁邻居有一次忍不住探过头来问：“你们俩到底是不是在合奏？”安娜笑着说：“是。你仔细听。”邻居听了一会儿，摇摇头走了。石林面不改色地把手风琴拉完最后一个音，然后看了安娜一眼，她嘴角的弧度还没收回去。
后来磨合久了，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首能合到一起的曲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手风琴的浑厚和口琴的清亮交织在一起，被海风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石明珠回国探亲时，录了一段他们的合奏给儿子看，说这是外公外婆的日常。她丈夫听了说，这比音乐学院的学生还默契。石明珠说她爸妈不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只是在一起过了一辈子。
一辈子。石铭结婚那天，安娜帮他打领带。石铭低头看着母亲，忽然说：“妈，爸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勇敢的人。”安娜问他为什么这么说，石铭想了想：“他说你从来不怕任何事。不管是爷爷当年反对你们，还是厂里的人来找你麻烦，你从来都没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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