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这些位置一个一个记在心里，然后加快脚步跟上前面的两个人。
松田家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很淡的暖黄色的灯光。
龙崎真敲了敲门，过了好一阵门才从里面被拉开。
松田静子站在门口，身上还穿着白天在商店街时那件素色的旧和服，头发用一根很旧的黑发夹别在脑后，几缕碎发从发夹边缘滑下来垂在耳侧。
松田看着那些东西，想说不用这么多，被龙崎真一句“明天早上做米饭用得上”堵了回去。
她把他们让进客厅。
客厅很小，大概只有几叠榻榻米的面积，但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没有一粒灰，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
墙角摆着一台很旧的电视机，屏幕上蒙着一层灰，大概很久没开过了——不是不想开，是电表被剪断之后她不敢再开太多电器，怕哪天电力公司的人来检查时发现她的电表被恶意破坏过太多次，会反过来怀疑是她自己干的。
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麦茶，旁边是一本翻开的相册，相册的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边，里面夹着的照片大多是黑白的。
有一张是一个穿着码头工人制服的男人，身材很壮，站在港口前面对着镜头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身后是一排排整齐码放的集装箱和一艘正在卸货的货轮。
龙崎真看了那张照片一会儿，说这是您先生吧。
松田点点头，说他以前在港区码头开货车，这张照片是他最后一次被工会评选为优秀员工时拍的，那天他回家特别高兴，说要带她和孩子去吃寿司。
然后她就想起那天晚上他确实带她们去了，点了很多盘，孩子吃到一半睡着了，是他一路抱着走回家的。
她把相册翻到另一页，指着一张褪色的彩色照片，上面是一栋两层的木造房子，外墙刷的是浅蓝色的油漆，门口摆着好几盆她丈夫种的牵牛花，藤蔓沿着门框往上爬了很高，花盆旁边放着一辆很小的儿童三轮车。
“这栋房子是他亲手刷的漆。
他说蓝色好看，像海。
后来他人走了，我每年都重新刷一遍漆，一直刷到前年，腿脚不方便了，爬不上梯子了，就再也没刷过。
现在这栋房子已经不在了，拆了一半，剩下一半——你们刚才在巷口看到的那堵墙就是我们家原来的外墙。”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调很平，没有任何自怜自艾。
几十年的独居生活把一个曾经会因为丈夫带回一束花而开心整天的年轻妻子磨成了一块被反复冲刷但始终没被冲走的石头——圆滑，安静，但内核坚硬。
她把相册合上放在膝盖上，看着茶几上那只缺了角的粗陶茶杯，沉默了好一阵，然后开始说那些拆迁的事。
说田村组的人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今年春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客客气气地按门铃，说他们是“大东京都市更新株式会社”的工作人员，代表开发商来跟居民谈拆迁补偿方案。
当时她还觉得这些人挺有礼貌的，给他们倒了茶，认真听他们把方案说完了，然后说价格太低了，比市场价少了将近一半，她没法接受。
对方笑着说没关系，您再考虑考虑，改天再来拜访，然后鞠了一躬就走了。
第二次来是几个星期之后，人数比上次多了一倍。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和上次一样客气，但旁边多了几个穿黑色T恤的把胳膊抱在胸前站在门口，不说话，只是盯着她看。
她说她还是不能接受那个价格，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还是笑着说没关系，但这次他没有鞠躬，走的时候门口那几个人把门摔得很响，门框上的灰被震下来落在她刚泡好的茶里。
第三次来是再过了一个星期左右。
那天她不在家——她去给隔壁街一个行动不便的老邻居送饭——回来的时候发现门锁被撬了，门口那几盆牵牛花全部被人从根部踩断了，花盆碎了一地，泥土散在台阶上，花瓣被碾进泥里，颜色已经分不清是紫色还是红色。
屋里没有被偷任何东西——他们不是来偷东西的，他们是来告诉她，他们可以在她不在的时候进她的家。
她当天晚上报了警，警察来了，做了个笔录，拍了张照片，然后对她说这事很难查。
她说她能理解警察——他们只是没锁好门，确实没丢什么东西。
但从那天起她晚上不敢一个人关灯睡觉。
后来的事越来越多。
自来水管在外面被人锯断了两根，她找了隔壁街的水管工来修，修好了第二天又被锯断。
那个水管工第三次来的时候一边蹲在地上换管子一边跟她说，下次再被锯就不收她钱了，不过他建议她去区役所投诉，因为这种事不是意外，是有人在故意搞破坏。
她拿着水管工写给她的维修记录去区役所，接待她的窗口职员把记录翻了翻，说这属于邻里纠纷，建议她找町内会调解。
她问水电设施在公共区域被人恶意破坏怎么能算邻里纠纷，窗口职员说因为破坏者没有留下身份信息，无法确定是外部人员所为，按规定只能先按邻里纠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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