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我姥姥讲的，她老家在辽宁西部一个叫“三义屯”的大村子，早年间是方圆百里的富庶之地，光戏楼就有两座。一座在村东头财主家院子里，是私家的；另一座在村中央十字街口，是公家的，逢年过节、庙会喜庆，都请戏班子来唱，一唱就是三天三夜。
我姥姥说的，就是这座十字街口的老戏台。
这戏台是清朝光绪年间修的，青砖台基一人多高，台面宽敞，后台还有两层木楼供戏班子住。最特别的是，戏台正面有门，背面也有门，两侧还有边门，总共五扇门。但其中有一扇，就是正对着后台楼梯、通向戏台右侧耳房的那扇小门，常年挂着锈迹斑斑的大铁锁，门框上贴的褪色封条，一年年叠压，不知积了多少层。
村里老人嘱咐，这扇门不能开，开了要出事。戏班子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班主被请到祠堂，当面交代清楚：前台后台随意，唯独此门，任何时候都不可打开。规矩传了百十年，没人破过，也没人敢破。
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那年东北还没完全解放，三义屯处于几股势力的夹缝地带，日子不太平，但老百姓还得过日子。屯里商会凑钱请了个戏班子来唱三天，冲冲晦气。戏班子是从北边来的，班主姓裘，四十来岁，唱武生出身，脾气躁，胆子也大。
进屯当晚，商会的王会长照例交代规矩，特意指着那扇锁着的门说：“裘班主，这门万万动不得，这是屯里老辈子传下的。”
裘班主斜眼瞅了瞅那锈锁，没当回事：“一扇破门，锁这么结实，怕里头闹鬼啊？”
王会长脸色变了变，压低声音说：“比闹鬼还邪性。早年间开过一次，当场就见血了。您听我一句，别碰它，酬金分文不少您的。”
裘班主嘴上应着，心里却没当回事。他走南闯北，见过多少号称“闹鬼”的老宅老戏台，无非是年久失修怕人出事，或者藏了什么东西怕露白，编些故事吓唬人罢了。
头两天唱得很顺，《打金枝》《四郎探母》《铡美案》，台下叫好声震天。裘班主把这事忘到了脑后。
第三天是最后一场，按规矩唱夜戏，算是压轴。戏码定的是《钟馗嫁妹》，裘班主亲自扮钟馗，这是个红火热闹又带点鬼神气派的戏，适合压台。白天补觉时，他却被一阵嘈杂吵醒。原来是后台那扇锁着的门附近，有几个年轻戏子好奇，正扒着门缝往里瞧，议论里头有什么。
裘班主骂了一句，把人轰开。但自己心里也泛起了嘀咕。这门，到底锁着什么呢？
他悄悄找到屯里一个老更夫，递了盒烟卷，套近乎：“大爷，戏台那扇门，到底有啥讲究？”
老更夫看看四周，压低嗓子：“班主，这话不该我说，但您问起来，我就讲个大概。我也是听我爷爷传下的。光绪二十一年，那年屯里唱大戏，请的是关内名班，戏码硬，人也硬。有个唱花旦的角儿，不知是得罪了人还是咋的，唱完《活捉三郎》那晚，有人看见他推开那扇门进了耳房。第二天人没出来，进去找，耳房里空空荡荡，人没了，跟蒸发了一样。窗户从里头插着，门也是从里头闩着，可人就是没了。”
老更夫吸了口烟：“屯里人吓坏了，以为闹了绑匪，搜了三天三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请来一个老道士，看了半天，说那耳房的位置，正骑在一条旧年地龙脉的‘气口’上。当年修戏台，为了图地基结实，把那气口压住了，却忘了这气口已经成了阴阳流转的孔隙。那花旦八字轻，唱完鬼戏阴气重，推开那门，正好撞进孔隙里，被‘收’走了。”
“老道士说，这门以后不能再开。锁上封死，就是给那阴阳孔隙加个盖。开了，谁也不知道会放出什么来。”
裘班主听完，后背有些发凉。但转念一想，这都是光绪年间的事了，六十年过去，什么孔隙也该堵死了吧？再说，自己演的是钟馗，钟馗本就是捉鬼的，阳气最足，怕什么？
他甩甩头，回屋睡去。
当晚，《钟馗嫁妹》开演。锣鼓家伙一响，裘班主勾着黑脸，戴着判官帽，踏着台步上场，台下喝彩声不断。前半场顺顺利利，到了中段，他回后台换装，不知哪根筋搭错了，路过那扇锁着的门时，停下了脚。
也许是戏里的钟馗给了他胆量，也许只是连日来的好奇终于压不住。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握住了那把锈锁。
锁很凉，不是铁器的凉，是那种深冬井水的凉。他没多想，一使劲，“咔嗒”一声，六十年没开的锁，断了。
门开了一条缝。
一股极其陈旧的、带着淡淡樟木和尘土味道的空气，从门缝里渗出来。不冷，也不腥，甚至有点干燥，像是打开了老奶奶的樟木箱子。裘班主探头往里看，耳房里黑咕隆咚，借着走廊的灯光，隐约能看见里面似乎堆着些旧戏箱、旧行头，灰扑扑的。
他正想缩回头，余光里却瞥见——角落那面落满灰尘的穿衣镜里，映出一个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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