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第一场霜，夜里悄悄落了下来。
杨家小院的枣树枝头挂了一层薄白，晨光斜斜地照上去，亮晶晶的，像落了一树碎盐。孙氏推开门，一团白气呼地扑出来，她打个寒噤，又赶紧把门掩上。
“今儿个可真冷。”她搓着手回灶间，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苗蹿起来，舔着锅底。
杨冬梅从里屋出来，脖颈上围着那条红围巾——去年攒的毛线，孙氏熬了好几夜织的，针脚细细密密，暖得像揣了个小炉子。她低头把流苏理齐整，听见院子里车链子哗啦啦响。
杨平安推着自行车往外走，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又回头嘱咐：“四姐，今儿怕要下雪，多穿点。”
顿了顿，他像是随口一问：“江同志该到部队了吧？”
“算日子……该到了。”杨冬梅垂下眼睛，手指还绕着围巾的流苏，一圈，又一圈。
杨平安没再多说，跨上车走了。车轮碾过霜冻的地面，留下两道浅浅的白印子，一直延伸到巷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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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的教室里生了炉子，铁皮烟囱从窗户伸出去，冒着一缕一缕的青烟。孩子们还是冻得缩手缩脚，写字的右手露在外头，指尖红彤彤的。
杨冬梅站在讲台上，念《卖炭翁》。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她念到这里，忽然顿了一下，目光移向窗外。灰白的天空低低压着，树枝光秃秃的，在风里轻轻摇晃。
这样的天，西北该更冷了。
“老师，”一个学生举手，声音脆生生的，“卖炭翁为什么希望天更冷？他不冷吗？”
杨冬梅回过神，垂下眼睛笑了笑。
“因为他要靠卖炭换饭吃呀。”她放慢语速，“天越冷，炭越好卖。他宁愿自己挨冻，也得让家里人有口粮。”
教室里静了一静。孩子们眨着眼睛，似懂非懂，但都听得认真。窗外的风吹动窗纸，簌簌地响。
下课后，杨冬梅回到办公室。周老师正批改作业，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从镜框上方看她一眼，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振华来信了。刚到。”
信封上的钢笔字一笔一划，工整得像印出来的：“杨冬梅同志 亲启”。落款没有街道，没有门牌，只有一串简单的信箱编号。
杨冬梅接过来，指尖蹭过信封粗糙的纸质，心忽然跳得快了。
“回你屋看去。”周老师声音低低的，摘下眼镜擦了擦，“这儿人多。”
杨冬梅点点头，把信夹进教案本，一直捱到中午休息，才一个人走到操场边的老槐树下。
石凳上落了霜，她用手绢擦了又擦，坐下来。
拆信的时候，指甲怎么也对不准封口，索性轻轻撕开一道边。
信纸是部队那种发黄的薄纸，钢笔字还是一笔一划：
“冬梅同志：
我已安全抵达部队。一路顺利，勿念。
西北已入冬，比家里冷得多。营房外就是戈壁，夜里风大，吹得电线呜呜响。但白天太阳好时，天蓝得透明，能望见远处的雪山，山顶的雪终年不化，太阳照着，亮得晃眼。
你问我西北是什么样，上次回信写得太简略。这里确实荒凉，百里不见人烟，有时候一整天只能看见几只鹰在天上盘旋。但每天清晨出操，太阳从戈壁尽头升起来，把整片大地染成金红色，站在那儿，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保重身体。等我下次探亲。
江振华”
没有一句“想”，没有半个“念”。可杨冬梅读着读着，眼眶就热了。
她把信折好，贴着胸口放进去。又摸出那枚红五星，握在手心里——五角冰凉，硌着掌心，可她心里是暖的。
老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霜已经化了，枝头挂着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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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放学，杨冬梅没直接回家。
她骑车去了新华书店，把攒了三个月的工业券和五块钱一起递进柜台，抱回来一本厚厚的《西北地理志》。书皮是深绿色的，印着天山和沙漠。
孙氏正在灶间揉面，探头看了一眼：“买的啥书？”
“地理书。”杨冬梅把书放在桌上，手指轻轻抚过封面，“想多了解了解西北。”
孙氏没接话，低头继续揉面。面团在她掌下一遍遍压扁、折叠、再压扁，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侧脸上，明明暗暗。
晚饭时，杨平安带回一个消息：“郑组长明天到厂里，要看整车装配。”
“这么快？”杨大河放下筷子。
“嗯，总装催得紧。”杨平安扒了口饭，“郑组长特意说，叫上你和四姐。”
杨冬梅抬起头：“叫我？”
“他点名要见你。”杨平安顿了顿，“估计……是和江家有关。”
桌上安静了。只有灶膛里柴火噼啪的细响。
郑国栋——总装技术局副局长，半岛战场下来的老军人，江振华父亲的老战友。能让这样的人物亲自过问的，不是小事。
“见就见。”杨大河先开口，声音沉沉的，“咱家清清白白，冬梅正正经经教书，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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