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还没解冻的时候，王庆生背着个蓝布包袱，踩着吱呀作响的雪壳子，走进了靠山屯。他是个十九岁的后生，个头高，骨架大，一副好嗓门儿能在空旷的野地里传出去二里地。他娘说，庆生啊，你爹当年就是唱二人转的，你骨子里淌着戏班的血，去吧，去找“松江红”戏班，那是你爹待过的班子。
“松江红”戏班在关东地面上有些名气，班主姓赵，人称赵铁嗓，六十出头，一张脸像松树皮似的沟壑纵横。王庆生找到他们时，戏班正在屯子东头的破庙里落脚。那是座荒废多年的山神庙，神像早没了，只剩个空荡荡的台子和四面漏风的墙。戏班十几号人就挤在偏房里，地上铺着谷草，墙根下堆着戏箱和锣鼓家什。
赵班主盯着王庆生看了半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爹是王老疙瘩？”
“是。”王庆生从怀里掏出个褪了色的红布包，里面是一块生锈的铜牌，上头刻着“松江红”三个字。
赵班主接过铜牌，拇指在那些刻痕上摩挲良久，叹了口气：“老疙瘩的儿子……行，留下吧。但咱们戏班有规矩，该听的听，不该问的别问，尤其是唱戏的规矩，一条都不能破。”
王庆生就这样成了“松江红”戏班的新角儿。他嗓子亮，身段好，学的也快，不出半个月就能上台唱些小段子了。戏班里的人都叫他“生子”，待他还算亲厚。唯独台柱子杨三爷对他总有些疏离。
杨三爷五十来岁，是戏班里唱丑角的一把好手，更是《包公断阴》里演包公的不二人选。这出戏是“松江红”的压箱底绝活，也是戏班最邪门的戏。王庆生来戏班的第三天，就听说了这戏的规矩。
那天晚上，戏班在屯子里唱完一场《大西厢》，大伙儿围着火盆烤火嗑瓜子。演丫鬟的彩凤是个快嘴的丫头，随口问：“三爷，明儿个李家屯点的《包公断阴》，还是您和顺子搭？”
杨三爷正往烟袋锅里按烟叶，手突然顿了一下。火光照着他半边脸，另半边隐在阴影里。“嗯。”
“这戏真那么邪乎？”王庆生忍不住问，“我听说……”
“生子！”赵班主低喝一声，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屋子瞬间安静下来。火盆里的炭火噼啪响了两声，显得格外刺耳。赵班主盯着王庆生，一字一顿地说：“这戏，台上只能有两个人。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也不行。记住了？”
王庆生被那眼神看得心里发毛，连忙点头。
后来他私下里问彩凤。彩凤比他早来两年，压低了声音说：“这规矩打从戏班成立就有。听说是祖师爷传下来的。唱《包公断阴》这出阴戏，台上只能有两个人——一个是包公，一个是被审的鬼魂。要是多出第三个……”她打了个寒噤，“那多出来的，就不是人了。”
“不是人是啥？”
彩凤摇头：“不知道。反正老辈人都说，这戏里有个‘替身鬼’，专挑台上的角儿。唱一回，它就相看一回，相中了，就要换你下去，它上来。”
王庆生听得后背发凉，却又觉得荒唐。他是念过几年新式学堂的人，不信这些神神鬼鬼。他爹当年就是唱二人转的，也没见出过啥事——除了最后失踪得不明不白。想到这里，他心里咯噔一下。
又过了几天，戏班转到另一个村子。晚上卸了妆，王庆生看见杨三爷独自一人坐在庙门槛上，望着外头黑漆漆的夜发呆。他走过去，递了根卷烟。
杨三爷接过烟，没抽，在手里捏着。“生子，你爹当年也唱过《包公断阴》。”
王庆生心头一震：“我爹……他唱过？”
“唱过。”杨三爷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他是戏班里最好的包公。嗓子沉，扮相正，往台上一站，那股子正气能镇住全场。可有一回……”他顿了顿，烟雾在冷空气中凝成白气，“有一回在松峰山下的屯子唱这出戏，台下有个老太太看完就说，包公身边咋跟着个白脸儿的？当时没人当回事，只当老太太老眼昏花。可那场戏唱完第三天，你爹就……”
“就怎么了？”
杨三爷转头看他，眼睛里映着庙里微弱的灯光，深不见底。“就不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在后台留了一套戏服，就是包公那身黑蟒袍。”
王庆生的手有些抖：“那戏服……”
“戏服里塞满了稻草。”杨三爷的声音压得更低，“稻草上，有血。”
夜风吹过破庙的窗棂，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什么人在低声哭泣。王庆生忽然觉得这荒山野岭里的破庙，冷得透骨。
正月十五，戏班接到一个大活儿——给离靠山屯三十里外的石头沟唱庙会戏。石头沟有座老戏台，据说是光绪年间修的，木结构，飞檐翘角，虽然破旧，但在这一带算是顶好的台子了。主家点的戏码里，正有《包公断阴》。
开戏前一天，赵班主把全戏班的人叫到一起，脸色是从未有过的严肃。“明儿个的《包公断阴》，还是三爷和顺子。其余所有人，开戏前一刻钟必须离开后台，到台底下看戏去。戏没唱完，谁也不准靠近后台，更不准往台上看——我是说，不准特意盯着看，用眼角余光瞥都不行。听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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