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的选举其实只是上级的一句话,老社长这个队长又有谁选他了,不也当了这么多年?不过让这三个年轻人当头头,到是合了大伙儿心意的,三人都是在大家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就象俗话说的蚬子壳里栽荷花——知根知底:薛井林初中毕业回来当代课教师,社教运动中去外地干了两年的工作队,运动开始后回来,他虽说也算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在是一般队员,没谁揪住他不放,这年把农业学大寨又要工作队了,他再操旧业,进驻到本社另一个大队。周兵是个年轻的“老干部”,十七岁当民兵排长,一当就是六年,生性耿直,干起活儿来不知什么叫苦,就是粗鲁一些。至于向河渠,虽然回队时间不长干起活儿来有的还干不过一般人,但是像他爸一样,人心挺好。老会计常念叨要侄儿接班,他呀,其实当队长,噢,要叫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当组长比当会计更合适,不过这主哪里是群众做的呢?
生产队搞成现在这样,薛井林早就不满了,他曾公开说过:“要是让我当队长,不搞上去,拿我的名字倒过来写。”周兵就更不用谈了,他在老班子里就常同老队长顶撞。有一回分棉秸,姘妇的一担草称时没离地,周兵随口说了声:“老社长,没离地。”老社长没搭理他,因为是随口说的,也就过去了。没想到那姘妇狗仗人势,说他老相。这一下把他惹火了,转过身郑重地说:“没离地,老社长,请你重称一下。”
十几年来在这方土地上向来是老社长说了算,不理你,有什么办法?“没离地,听见了吗?”姘妇的儿子挑起来要走,被周兵抓住担子一拉,几乎摔人家一个跟斗。那小伙子也火了,扑过来要跟他干架。他扁担一抡说:“来吧。”人家被震住了。
老社长视若罔闻,继续称下一家,周兵奔过去,一手拽住秤尾,说:“没离地,请你重称。”老社长见小小的排长敢惹他的虎威,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就这称法,有本事告我去。乳毛没干,管哪个呀?”周兵怒发冲冠,吼道:“不平事就要管,你敢称第二户,我一扁担砸掉秤。”老社长怕他吗?依然将秤钩勾住下一户的担子,只听得“啪”一扁担下来,秤被砸断。官司打到大队,各打五十大板,没叫他赔秤。他多想搞好自己的生产队呀,可惜没权。
而今新班子成立了,三个小伙伴都有决心将生产队搞上去。领导组召开了一家一主的代表会,发动大家讨论“四队向何处去?”大家排矛盾、揭问题,议措施,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行了整顿。队里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原来的劳力组、中青年妇女组、老年组分别命名为忠心组、跃进组和团结组,聘请杨冬根等六名有经验的老农组成农事研究组。
讨论制订了《学习制度》《评比制度》《劳动管理制度》《会计制度》《物资管理制度》等等一系列制度。最受人们欢迎,直到好几年后人们还认为是得力措施的是: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二、工分表随评工标准天天到田头;肥料钱月月公布;粮食分配先出榜公布,后按榜上数目分配到户;每月六号由民主理账小组清查一次各项帐目。
由于薛井林一时还脱不开身,一家一代表会后,他回工作队了,家里的工作暂时就由担任会计的副组长向河渠主持。
向河渠召开了农事研究组、各组组长、记工员和领导组成员联席会议。会议的开法在四队是史无前例的:他们逐块田地踏田看庄稼、排农活、议工分数额,制定长计划短按排,民主分配生产任务,同时为适应形势,确定政治突出的内容。
九月二十五日,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公布了各组的秋收秋种任务、工分总额、规格要求,交代了完成每一项任务的具体时间、验收标准、完不成任务的处理办法,宣布恢复托儿所。
恢复托儿所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托儿所还是公社化时出现的新生事物,在本队没办几年就停掉了,主要是老社长家不需要,倒要白费人力、工分。新班子一成立就宣布恢复,而三名正副组长家一个小孩也没有,为的是群众。
周兵带着青年突击队下滩积肥去了,在家的各组边讨论队里各项改革措施,边采收新棉,同时做好各种秋收秋种的准备工作。
社员大会以后,四队沸腾了,田头、场头、家里,人们到处在议论着,不少人认为这下好了,四队要翻身了;也有人觉得新官上任三把火,真能搞好?恐怕难。说难是有道理的,偷捞的、耍奸取巧的、蛮不上理的,歪风邪气盛着哩,还有,拖拉、松垮惯了,要上笼头,能行吗?积重难返啊……
二十六岁的向河渠从没当过生产队干部,这一摊子能担得起来吗?妈妈为他担心,妻子也忧虑地望着他,但社员们却报之以信赖的目光,因为他信赖大家:是啊,农事研究组,哪一朝哪一代出现过呢?众人拾柴火焰高,有老农出点子,有大家出力,事情还有办不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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