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的选举其实只是上级的一句话，老社长这个队长又有谁选他了，不也当了这么多年？不过让这三个年轻人当头头，到是合了大伙儿心意的，三人都是在大家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就象俗话说的蚬子壳里栽荷花——知根知底：薛井林初中毕业回来当代课教师，社教运动中去外地干了两年的工作队，运动开始后回来，他虽说也算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在是一般队员，没谁揪住他不放，这年把农业学大寨又要工作队了，他再操旧业，进驻到本社另一个大队。周兵是个年轻的“老干部”，十七岁当民兵排长，一当就是六年，生性耿直，干起活儿来不知什么叫苦，就是粗鲁一些。至于向河渠，虽然回队时间不长干起活儿来有的还干不过一般人，但是像他爸一样，人心挺好。老会计常念叨要侄儿接班，他呀，其实当队长，噢，要叫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当组长比当会计更合适，不过这主哪里是群众做的呢？
生产队搞成现在这样，薛井林早就不满了，他曾公开说过：“要是让我当队长，不搞上去，拿我的名字倒过来写。”周兵就更不用谈了，他在老班子里就常同老队长顶撞。有一回分棉秸，姘妇的一担草称时没离地，周兵随口说了声：“老社长，没离地。”老社长没搭理他，因为是随口说的，也就过去了。没想到那姘妇狗仗人势，说他老相。这一下把他惹火了，转过身郑重地说：“没离地，老社长，请你重称一下。”
十几年来在这方土地上向来是老社长说了算，不理你，有什么办法？“没离地，听见了吗？”姘妇的儿子挑起来要走，被周兵抓住担子一拉，几乎摔人家一个跟斗。那小伙子也火了，扑过来要跟他干架。他扁担一抡说：“来吧。”人家被震住了。
老社长视若罔闻，继续称下一家，周兵奔过去，一手拽住秤尾，说：“没离地，请你重称。”老社长见小小的排长敢惹他的虎威，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就这称法，有本事告我去。乳毛没干，管哪个呀？”周兵怒发冲冠，吼道：“不平事就要管，你敢称第二户，我一扁担砸掉秤。”老社长怕他吗？依然将秤钩勾住下一户的担子，只听得“啪”一扁担下来，秤被砸断。官司打到大队，各打五十大板，没叫他赔秤。他多想搞好自己的生产队呀，可惜没权。
而今新班子成立了，三个小伙伴都有决心将生产队搞上去。领导组召开了一家一主的代表会，发动大家讨论“四队向何处去？”大家排矛盾、揭问题，议措施，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行了整顿。队里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原来的劳力组、中青年妇女组、老年组分别命名为忠心组、跃进组和团结组，聘请杨冬根等六名有经验的老农组成农事研究组。
讨论制订了《学习制度》《评比制度》《劳动管理制度》《会计制度》《物资管理制度》等等一系列制度。最受人们欢迎，直到好几年后人们还认为是得力措施的是：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二、工分表随评工标准天天到田头；肥料钱月月公布；粮食分配先出榜公布，后按榜上数目分配到户；每月六号由民主理账小组清查一次各项帐目。
由于薛井林一时还脱不开身，一家一代表会后，他回工作队了，家里的工作暂时就由担任会计的副组长向河渠主持。
向河渠召开了农事研究组、各组组长、记工员和领导组成员联席会议。会议的开法在四队是史无前例的：他们逐块田地踏田看庄稼、排农活、议工分数额，制定长计划短按排，民主分配生产任务，同时为适应形势，确定政治突出的内容。
九月二十五日，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公布了各组的秋收秋种任务、工分总额、规格要求，交代了完成每一项任务的具体时间、验收标准、完不成任务的处理办法，宣布恢复托儿所。
恢复托儿所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托儿所还是公社化时出现的新生事物，在本队没办几年就停掉了，主要是老社长家不需要，倒要白费人力、工分。新班子一成立就宣布恢复，而三名正副组长家一个小孩也没有，为的是群众。
周兵带着青年突击队下滩积肥去了，在家的各组边讨论队里各项改革措施，边采收新棉，同时做好各种秋收秋种的准备工作。
社员大会以后，四队沸腾了，田头、场头、家里，人们到处在议论着，不少人认为这下好了，四队要翻身了；也有人觉得新官上任三把火，真能搞好？恐怕难。说难是有道理的，偷捞的、耍奸取巧的、蛮不上理的，歪风邪气盛着哩，还有，拖拉、松垮惯了，要上笼头，能行吗？积重难返啊……
二十六岁的向河渠从没当过生产队干部，这一摊子能担得起来吗？妈妈为他担心，妻子也忧虑地望着他，但社员们却报之以信赖的目光，因为他信赖大家：是啊，农事研究组，哪一朝哪一代出现过呢？众人拾柴火焰高，有老农出点子，有大家出力，事情还有办不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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