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河渠回家听婆媳俩一说，觉得问题有点严重，不能尽是退让，于是就去找薛井林，巧的是还没到薛家，却在半路上遇到了，一问，薛井林直言不讳地说扣了，是该扣的。向河渠问制度改了没有，薛井林说没改，还是老制度。向河渠说既然没改，我家的肥料钱就不该扣呀。薛井林说这是大家讨论的。向河渠“哦”了一声后说：“既是大家讨论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从我开始，去掉那条‘经兽医站证明确系生病，无法养到130斤者除外’就行了。”薛井林说：“这个，这个我一人可做不了主。”向河渠笑笑说：“那当然，应该经过大家讨论嘛。这样，请转告领导组全体同志，无例不可乱兴，有例不可乱灭，制度不可针对哪一个个人。假如革命的需要从我头上开头刀，我心甘情愿。只要决定兽医站出的证明真的无效，今后就必须依我家为例同样执行。这可是生产队的大事，起初我起草这条制度时就是考虑到猪跟人一样难保不生病，又为防止有人假借生病，才规定必须由兽医站出证明，这样既为肥料的来源从制度上给予保障，又为社员出现了人力没法解决的难题提供了方便。现在这一方便要是不再提供了，猪生病的户子可就是雪上加霜啊，你们可要考虑好了，不要意气用事。”随后又去队长张成家说了类似的话。队长听了反觉一愣，说他不知道这事，一定讨论讨论。
在个人问题上比较马大哈的向河渠说过后一丢就是好多天没问，一天偶然想起，去找队长，队长含含糊糊地说还没讨论好。向河渠说：“队长先生，制度的兴废也是生产队的一件大事，假如现在又出现了象我家一样现象的另一家，怎么处理？抽点时间抓紧讨论讨论吧，如果为这耽误了抓革命促生产，就推到我身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向河渠的工作性质属半脱产工作人员，按规定口粮标准为所在生产队平均口粮，也可以照顾到同等劳力水平，队里给的却是基本口粮，只有平均口粮的八五折。这一来惹恼了向河渠：离队后这么长时间里薛井林整治自己的手段一个接着一个，自己 是一让再让，而今索性卡起自己的脖子、克扣起口粮来了，大概他薛井林忘了向河渠并不是个任人欺侮的角色了，将我的退让当成了软弱好欺，不行，不能再让下去了。
为有个回旋的余地，向河渠暂不把事情捅到上面去，必竟是当方土地爷嘛，于是找到队长。队长答应做工作，几天后告诉向河渠说：“他很固执，说不通。”汇报给大队马会计，马会计说谈了两次，只是点头，就是不执行。公社周组委知道后在三干会期间专门找队长说了一下，队长保证回去讨论。周组委吩咐向河渠回去促一促。向河渠回队后找到队长，两人一起来到会计家说了周组委的意见，要求马上开会讨论。向河渠说：“周组委吩咐我一定要见到你们开会，一定要得到会议结果向他汇报。你们开始开会我就走。”这一着是薛井林所预料不到的，只好立即通知人到他家开会。
现在的领导组成员有正组长张成、副组长卢富贵、会计薛井林、贫协组长吴明珍、民兵排长姜粉英等五人，人到齐了，向河渠说：“你们马上就要开会，我没权参加，临走前说几句话。我原来也是这个队的干部，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继续当干部的人们就用不惜违反规定的手段来对待我。我想请问你们当干部能不能一直当到老，老了以后再传代？要是有朝一日你们也不当干部了，后来者也这样对待你们，你们心下如何？你们马上就将开会讨论，我弄不懂的是扣我的肥料钱依据的是哪一条制度？给我基本口粮依据的是政府哪一条规定？我明确表态：不按制度补齐肥料钱、不按政府规定补足口粮，我是不会放手的。因为这是事关政策、制度该不该严格执行的大事，马虎不得，我等待你们的讨论结果再决定我的行动。再见。”
讨论的结论是：凭工分分粮是政策，干部不可以特殊化，没有工分只好与其他人一样分基本口粮；肥料钱是依据群众意见执行的。向河渠告诉周组委后赶到跃进，将情况连同前 因后果向严书记作了汇报，严书记勃然大怒，立即打电话给周组委，要周组委责成大队党支部迅速严肃处理这件事。
其实在这之前马会计已将情况汇报给郑支书、冯主任了，只是没引起他们的重视。凭心而论，一个通讯员并不在他们眼中，一个生产队干部的重要性自然远远超过通讯员的，因而四队发生的事情只要四队能掌控，他们才不会去过问呢。现在不行了，听周组委在电话中的意思，书记为这事发了火，这才感到薛井林太过分了。郑支书决定亲自到四队处理这件事。
郑敬芝原本没有召开社员大会的打算 ，是生产队领导组，不对，是队长会计，确切地说是薛井林主张召开的。他知道向河渠不会善甘罢休，也料到上面会派人来处理，因而筹划了对策：向河渠当会计时扣了不少人家的肥料钱，现在挨扣是天经地义的；粮食是全队社员凭劳动和肥料栽培收获来的，没工分只好与没工分的人一样吃基本口粮，有什么不合理的？为在会上争取主动，他有选择性地组织了人马，事先作了布置，让人们抢先发言，从而争得主动权。没想到郑支书会来，不过郑支书来也不怕，经验告诉他郑支书不可能偏到向河渠那边去，只要群众会上争得了主动，郑支书会支持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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