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不停,什么意思?你是说降了价还可以生产?”“那当然,降价到不能生产,谁还生产?那就不叫降价,叫停收了。”
“能生产为什么要停?”蔡国良可就弄不懂了。向河渠告诉他:经过这两年的降价提高质量标准,激素已是微利产品,赚不了几个钱,却要在上面花精力管理。厂里能管面上工作的就三个人,过去单打一,没问题,现在激素已靠不住了,再为它花一个人,花不起,所以公司要求停掉这个西山产品。
蔡国良说:“你不干可以给我干啊,我来管行不行?”向河渠看看他,说:“你等等。”走到门口高声喊道:“老蒋,你来一下。”
“什么事?”茶杯随身带的老蒋连茶杯没带就过来了。向河渠将蔡国良的来意和想法简单叙述了一遍。老蒋说:“行不行不是我们说了算,得三个方面,你、我俩和他们”他用手指向西边虚指了一下,说,“这些先别忙下结论,你呢,蔡老兄先去听听,再找你们蠡湖的张井芳啊,你弟妹呀,了解了解,然后去上海打听打听,主意拿定了,再说行不行。你看可好?”向河渠说:“国钧兄说得对,先去听听,不能打没把握的仗。”于是三人来到会场。
马如山、方国成等几人通过算帐感到在确保人均月工资四十五元的前提下仍然有利可图。马如山的计算,全厂每月可赚1200—1400元,还是可以干的。
向河渠拿过他的帐一看,说他忘了占用资金的贷款利息和行管人员工资,这两项每月需要250—300元,也就是说每月只能赚950—1100元,还得管理上不出问题。
马如山说:“你说过,现在重要的是安置职工,不生产怎么安置职工?”
向河渠说:“厂方的危机你们已经知道了,肝素车间面临关门,片碱竟然亏本,胶带还在小试中,香肠如果不加强管理,也会出漏子,可我们象消防队员哪里有问题哪里去,管不过来。
你们很清楚不全力以赴地抓开发,要扭转局势绝无可能,所以公司指示我们关激素。激素是我们大家吃尽辛苦打下的江山,谁都舍不得关掉,如果你们中哪位同志负责承包激素生产经营,不要我们三人花精力,那么我赞成马上恢复生产。如山同志,你是支委,又是分厂长,愿不愿挑这副担子?”
马如山打着哈哈说:“向会计,别开玩笑。别看我人模狗样的当什么分厂长,那是当的甩手掌柜,是抱的不哭的伢儿。真让我象个厂长那样盘算一切,那可就要了我的命了,我干不了。这几十个人吃饭的担子我可不敢挑。”
再转向方国成,方国成说:“向会计,你别问我,我挑不动。”这两个分厂长都不敢单独负责,不用说其他车间负责人了。会议开到这一步,本该厂方作出决策了,但因为蔡国良的到来,反而变成不急之务了。向河渠说:“刚才我已说过了,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费力打下的江山就这么抛弃了,这样吧,你们再考虑考虑,我们也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找出一个人来挑这副担子,或者想出个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来。不管怎么样,职工安置问题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大问题。假如大家没有别的什么想法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
马如山问:“向会计,你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你们的最后决定?”向河渠沉吟了一会儿说:“半个月吧。”
激素上的人们走后,向、蒋、蔡三人继续商讨。蔡国良说:“河渠你知道吗?我比你们有个优越的条件,别说是盈利多少,就是不赚钱,只要不亏,我就能干。”向河渠是会计出身,有什么不知道的,他说:“你说的是免税吧?”蒋国钧说:“对呀,校办厂是免税的,比我们确实有利。”
蔡国良问:“这么多车间恢复生产,能出多少产品?”向河渠告诉他11月到明年6月七个半月,每月六七公斤,大概四五十公斤,十万产值,免税款五千左右。
蔡国良说:“别说五千了,两千三千就可以干了,更何况还不等于不赚钱呢。”
蒋国钧说:“国良兄弟,河渠是你的同学,真想干,就得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考虑成熟了再作决定。可不能搞得不好影响了朋友交情,那就不合算了。”
向河渠说:“刚才你也听见了,马如山他们不是不想干,而是不敢干。因为一旦挑起这副担子,我们三个可是谁也没有精力去帮你管的,一切得靠你自己。”
蔡国良问:“人你们给不给?尤其是车间负责人,你们给不给?”向河渠说:“我们可以给,但不硬给。你决定后,我们招集职工,由你动员,愿跟你的当然给,不愿的不强求。在会上我们可以承诺的是:凡同意跟你的人,我们承认他们是我厂职工,性质上是借给你的,期限暂订到明年6 月底,期满仍然回到厂内,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说到供销问题,向河渠说可以让钱振华带路介绍,然后由他自己去卖。至于具体合作事宜要等他确定后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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