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刚过的上海，晨雾裹着水汽，贴在青砖墙上凝出细珠。李振邦是被灶披间的煤烟味呛醒的，窗外天还蒙着层灰，岳母已经蹲在小煤炉前，用蒲扇扇着火星。蜂窝煤是凭煤本买的，这个月的份额还剩半筐，她每次只敢烧两块，怕月底不够用。
“怎么不多睡会儿？”岳母见他起身，把蒲扇往膝盖上一放，声音压得低，怕吵到里屋的林淑娴。
李振邦没接话，拿起搪瓷盆去水龙头接水。自来水带着股铁锈味，泼在脸上时，他盯着盆底的水垢发了会儿愣——前世办案时喝的桶装水，和现在的日子像是两个世界。他用毛巾擦脸时，听见里屋传来林淑娴的动静，连忙轻手轻脚走进去，见妻子正扶着腰想坐起来，赶紧上前扶了一把。
“肚子又疼了？”他把手贴在妻子圆滚滚的肚子上，能摸到胎儿轻微的胎动。
“还好，就是想上厕所。”林淑娴靠在他怀里，声音软，“你今天能早点回吗？妈说傍晚要去排队买豆腐，我想让你一起去。”
“不一定，局里事多。”李振邦帮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没敢提匿名信的事。粮票、豆腐票都是按人头配的，这个月的豆腐票还剩两张，再不去买就过期了，他心里记下，想着中午抽空去菜场看看能不能多换两张。
推着自行车出门时，弄堂里静得只剩自行车链条的“咔嗒”声。3号门的陈阿婆已经坐在门口纳鞋底，见他路过，抬头问：“李科长，淑娴还好吧？听说快生了？”
“还早呢，下个月。”李振邦停下脚，跟她搭了两句。陈阿婆的儿子在朝鲜打仗，去年寄回封信，之后就没了消息，她每天都坐在门口等，盼着能再收到信。
局里值班室的灯亮了半宿，老吴趴在桌上打盹，胳膊底下还压着本监视记录。听见脚步声，他猛地抬头，眼镜滑到鼻尖上，慌忙扶起来：“振邦，有情况！陈志雄昨晚去了十六铺码头。”
李振邦接过那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监视队员手写的记录：“四月三十日二十三时许，陈志雄从福建北路住处出发，步行至十六铺码头三号仓库，徘徊约六十分钟，期间多次抬手看表，未见接头人，零时十五分返回住处。”字迹潦草，末尾还画了个简单的路线图，标着陈志雄停留的几个位置。
“他在试探。”李振邦把纸叠好塞进内袋，指尖摸到袋里的匿名信——昨天收到的那封，用《解放日报》剪下来的字拼的“知趣就收手”，还在兜里揣着。“故意在仓库门口晃，看我们有没有跟梢。”
老吴揉了揉熬红的眼睛，从抽屉里摸出个烤红薯，递给他：“食堂师傅早上烤的，还热着。你昨天说的大通公司，我让小孙去查了，是家私营公司，老板姓黄，以前在租界做过洋行买办。”
李振邦咬了口红薯，甜得发噎。1952年“三反五反”刚过，私营公司都夹着尾巴做人，大通公司敢跟华丰贸易行牵扯，背后肯定不简单。“仓库里存的什么？”
“橡胶，南洋来的。”老吴拿出另一张纸，是仓库的货物登记册复印件，“守夜的是个姓王的老头，河南人，去年来的，问什么都说不知道，连老板的电话都不肯给。”
上午的案情分析会，李振邦把码头三号仓库的平面图钉在黑板上。图纸是港务局给的，手绘的，标着仓库的进出口、通风口，还有几个堆货区。“这里，”他用红笔圈出仓库西侧的通风口，“离码头的货运船只有五十米，水路运输很方便。”
小孙坐在底下，手里转着铅笔：“要不直接搜查仓库？说不定能找到印假票的设备。”
“不行。”李振邦把粉笔往黑板槽里一扔，“敌特要是敢把仓库当接头点，肯定留了后手。我们一搜，要么什么都找不到，要么打草惊蛇，让他们把真正的窝点藏得更深。”
他想起前世破获的走私案，罪犯常用“明点暗线”的手法——表面留个可疑点吸引注意力，真正的交易点藏在别处。现在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
散会后，李振邦带着小孙去港务局。档案室在老楼的三层，楼梯扶手都包着铜皮，磨得发亮。管理员是个姓周的老先生，戴着民国时期的圆框眼镜，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攥着根竹制书签，见他们进来，把书签往账本里一夹：“要查大通公司？得翻去年下半年的簿子，都在最里面那排架子上。”
架子上的账本堆得快到天花板，全是蓝布封皮，上面用毛笔写着年份和公司名。小孙刚抽出一本，灰尘就扑了满脸，他咳得直弯腰，李振邦却浑然不觉，手指拂过账本封面，一本本找“大通公司”的字样。
“找到了。”李振邦抽出本1951年11月的《进口货运登记簿》，纸张泛黄发脆，每页都盖着港务局的红色印章。他翻到11月17日那页，一行手写的小字映入眼帘：“船名：海鹰号；货名：文具；重量：2吨；提货单位：华丰贸易行；提货人：陈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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