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胸针内隐藏的暗格，像一枚冰冷的针，刺破了胜利带来的短暂轻松。特别情报科内部的气氛，从抓获“隼”的亢奋，迅速转变为一种更深沉的凝重。
“隼”的沉默，程文澜的滴水不漏，以及这枚用途不明的空暗格，都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潜藏在北平的敌特网络，或许并非一个独立的、以“教授”和“隼”为顶端的金字塔结构，而可能只是一个更大、更深层组织伸出的触角。
“各为其主……”沈砚之反复咀嚼着程文澜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他们的“主”，究竟是谁？是远在台湾的保密局总部？还是某个尚未浮出水面的、更具威胁性的国际势力？亦或是……隐藏在新生政权内部，某个位高权重、披着另一种伪装的“自己人”？
这个猜测太过惊人，也太过危险。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甚至无法向上级正式汇报。
赵世诚召集了沈砚之、老李等核心骨干，关起门来开了一个绝密会议。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赵世诚脸色严峻，“‘教授’和‘隼’虽然落网，但案子还不能算完。这枚‘青鸟’胸针，很可能牵扯出更深的东西。接下来的调查，必须绝对保密，范围控制在最小，仅限于在座几人知情。”
他看向沈砚之：“砚之，你对这个胸针和它可能代表的含义，有什么想法？”
沈砚之将胸针放在桌子中央，沉声道：“这个暗格，设计极其精巧，容积很小，显然不是为了放置常规情报。我更倾向于两种可能：第一，放置某种微缩确认信物，比如特制的金属薄片、微型印章，用于向更高层级或平行单位证明身份或传递特定指令状态；第二，放置毒药，用于最后关头自我了断。‘隼’被捕时试图掏枪，说明他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但并未第一时间服毒，可能他判断当时情况尚未到绝境，或者……这枚胸针里的毒药，本就不是为他自己准备的。”
“不是为他准备？”老李眉头紧锁。
“也许，是给‘教授’准备的。”沈砚之缓缓道，“如果‘教授’面临暴露，由‘隼’通过放置标记的方式，间接将毒药传递进去？当然，这只是猜测。现在暗格是空的，我们无法确定里面原本是什么。”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当务之急，是弄清楚两件事。第一，这枚‘青鸟’胸针的来源。它的工艺独特，并非大陆常见款式，需要请首饰鉴定和海关方面的专家协助，追查其制作和流入渠道。第二，彻底排查程文澜和‘隼’的所有社会关系、过往经历，寻找他们可能存在的、超越目前已知敌特体系的上级或关联者。”
会议决定，由沈砚之负责牵头，联合外部专家，追查“青鸟”胸针；老李则继续深挖程文澜和“隼”的履历，尤其是他们在南下期间（如程文澜在成都的“陈慕云”时期）以及潜回北平前后的经历，寻找异常联系；周晓阳协助双方，负责内部信息整合与交叉比对。
会议结束后，沈砚之立刻投入到对“青鸟”胸针的追查中。他拜访了北平几位资深的金银器鉴定老师和曾在海关工作的老稽查员。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匠人仔细端详着胸针，戴上寸镜看了许久，才缓缓说道：“这做工，这拉丝和镶嵌的手法……不像是咱们北方的路子，倒有几分南边，尤其是……广州、香港那边洋行里流出来的精细货的影子。你们看这鸟眼睛镶嵌的蓝色‘石头’，不是宝石，是一种外国产的琉璃，咱们这边少见。”
另一位老稽查员也提供了佐证：“民国那会儿，特别是抗战后，确实有不少这类精巧的洋首饰，通过广州、上海等地的洋行或者走私渠道流进来，多是些有钱的太太小姐或者有特殊门路的人喜欢。”
南边……广州、香港……这为调查提供了一个模糊但重要的方向。程文澜或“隼”，是否与南方，特别是与香港的敌特系统存在联系？
与此同时，老李和周晓阳对程文澜、“隼”（其真实身份已查明，名叫高占龙，原军统行动高手，后转入保密局）履历的挖掘，也有了新的发现。
在梳理高占龙（“隼”）抗战时期的档案时，周晓阳发现了一个细节：高占龙曾在1944年，被短暂派往云南滇西地区执行过一项秘密任务，任务内容不详，但时间点恰好与当时中美合作所在滇缅一带的活动高峰期有重叠。而当时中美合作所内部，派系复杂，与军统、乃至后来的保密局关系千丝万缕。
另一边，老李通过南方兄弟单位的协助，核查“陈慕云”（程文澜）在成都《西南之声》报社期间的情况，有一条反馈信息引起了注意：有当年旧人模糊回忆，“陈慕云”在报社时，似乎与一位偶尔从昆明来的、姓“胡”的商人有过几次私下接触，但具体情况不详。
昆明！云南！
程文澜（通过化名）与昆明来的商人有接触，高占龙（“隼”）在相近时间段被派往滇西执行秘密任务……这两条看似无关的线索，因为“云南”这个地理节点，隐隐产生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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