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魈”这个意外变数，如同在平静湖面下引爆的深水炸弹，其冲击波在明渊心中剧烈震荡。一个活着的、掌握军统核心机密的俘虏，其危险性远超十次精心策划的“表演”。南造云子亲自负责审讯，意味着这个变数将被置于最危险的目光之下，任何一丝不慎，都可能引发毁灭性的连锁反应。
明渊强迫自己将这份焦灼死死压在心湖最深处，表面维持着与指挥室内其他军官无异的、对“重大突破”的“关注”神色。他知道，此刻自己绝不能流露出任何异常，必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惨胜”剧本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用无可挑剔的“数据”，为这场宏大的演出落下帷幕。
他不再停留在指挥室中心承受南造云子那无处不在的审视，而是以需要“统筹全局战果、撰写最终报告”为由，回到了自己在特高课的办公室。这里相对独立，能让他暂时摆脱那令人窒息的直接目光，也便于他进行一些“必要”的操作。
关上房门，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与窥探，明渊立刻投入到工作中。他面前摊开了“归鸟”行动开始以来所有的战报汇总、各单位提交的初步统计、以及他自己通过不同渠道掌握的、关于真实损失与“表演”成果的隐秘记录。
他像一个最精密的仪器，开始筛选、分类、整合、修饰这些数据。
那些被“成功拔除”的次要据点，其“击毙”人数被适当“合理化”地提升，将一些在交火中真正伤亡的日伪军人数，巧妙地“转移”到了抵抗分子的伤亡统计中。缴获的“武器弹药”数量，则通过将部分日军自己消耗的、或是从其他渠道临时“借用”的装备计入其中，显得“成果斐然”。
而那些预设的“表演性”战斗区域，其上报的“激烈战况”和“顽强抵抗”，则被他重点采纳和放大。“铁砧”区域的“伏击战”，“暗流”区域的“巷战”，贝当路外围的“突围战”……每一场的“敌我伤亡比”都被精心计算过，既显得真实残酷，又凸显了日军的“英勇”和敌人的“损失惨重”。他将这些分散的、看似零星的战斗，通过数据和描述串联起来，勾勒出一幅抵抗组织在“归鸟”行动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不断投入预备队、进行绝望反扑的“悲壮”图景。
至于那些令人尴尬的“空巢”据点，他在报告中并未回避，而是将其解释为“抵抗组织核心层狡兔三窟、提前闻风逃窜的证明”，并强调这恰恰说明了“归鸟”行动的巨大威慑力，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经营多年的巢穴。他将“空巢”的失败，巧妙转化为行动“成功”施加压力的侧面佐证。
二
时间在笔尖与纸张的摩擦声中悄然流逝。明渊运用其超越时代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对人性心理的精准把握，开始编织一张由冰冷数字和具有导向性文字构成的、看似坚不可摧的“事实之网”。
他起草的《“归鸟”行动阶段性成果及战损初步统计报告》，厚达二十余页。里面充斥着各种详尽的表格和数据：
“累计摧毁或攻克各类抵抗分子据点、联络站、安全屋47处。”
“确认击毙包括‘老兵’、‘山魈’（昏迷，身份待核实）等重要头目在内的抗日分子286人。”
“击伤、俘虏（含‘山魈’）抗日分子约150余人。”
“缴获各类枪支415支，弹药若干，炸药一批，电台4部，密码本2册，以及大量文件资料（正在分析中）。”
“我方皇军及协作者英勇作战，阵亡87人，伤205人。”
每一个数字都看似有据可查，逻辑链条完整。阵亡的“老兵”和被俘的“山魈”成为了这份报告中最耀眼的“功勋”。他将那些真实的、虚假的、夸大的、转移的战果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锅色香味俱全、足以迷惑绝大多数人的“数据浓汤”。
报告中，他着重强调了“引蛇出洞”策略的“正确性”与“有效性”，指出正是通过前期对次要目标的打击和佯动，才成功迫使抵抗组织的主力（即那些在预设战场进行“顽强抵抗”的力量）暴露出来，并最终在皇军的英勇打击下遭受“重创”。他将“空巢”解释为策略成功的代价——虽然走脱了少数核心，但换来了对其中坚力量的有效杀伤。
写完最后一个字，明渊放下笔，揉了揉因高度集中而刺痛的太阳穴。报告本身堪称一件艺术品，逻辑自洽，数据翔实，立场鲜明。它完美地诠释了何为“惨胜”——己方有损失，但敌方损失更大；主要目标虽未完全达成，但已给予其毁灭性打击；行动本身，是“成功”的。
然而，他知道，这份报告能否真正起到迷惑作用，关键还在于那两个最危险的读者——藤田芳政和南造云子。
三
当明渊将这份墨迹未干的报告呈送到藤田芳政面前时，已是傍晚时分。指挥中心内的喧嚣稍歇，但空气中依旧弥漫着硝烟未散的气息和一种疲惫的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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