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诚在哈尔滨平房区长大。小学三年级那年冬天，他放学回家，看见家门口蹲着一只小黑狗。那狗不大，浑身漆黑，一根杂毛没有，鼻头湿漉漉的，像一颗黑亮的纽扣。两只眼睛圆溜溜的，像两颗黑葡萄，里面映着路灯的光。它蹲在门槛旁边，不叫不闹，就那么安静地看着阿诚，尾巴尖轻轻地在水泥地上扫了两下。阿诚蹲下来，拍了拍手，嘴里“啧啧”了两声。小黑狗立刻站起来，摇着尾巴，一头扎进他怀里，湿漉漉的鼻头拱着他的手心，痒痒的。阿诚的心一下子就化了。
他把小黑狗抱进屋里，棉袄上沾了几根黑毛。他冲着厨房喊：“妈，咱养它吧！”他妈从厨房探出头来，手上还沾着面粉，看了看那狗，又看了看儿子眼巴巴的表情，叹了口气：“养就养吧，别耽误学习。”阿诚高兴得跳起来，小黑狗也跟着跳，两只前爪搭在他腿上，尾巴摇得像个小风车。阿诚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黑子”。
黑子很聪明。上厕所不用教，阿诚带它到院子角落里指了一下，它以后就自己去了。每天晚上，阿诚写作业，黑子就趴在他脚边，脑袋搭在他的拖鞋上，呼噜呼噜地睡，偶尔在梦里蹬一下腿，嘴里发出细细的呜呜声，像是在追什么东西。阿诚睡觉的时候，黑子就跳上床，蜷在他怀里，暖烘烘的，像一个小火炉。阿诚抱着黑子，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狗。他常跟黑子说话，说学校里哪个同学欺负他了，说今天食堂的红烧肉好吃，说长大了要带黑子去松花江边玩。黑子听不懂，但它会歪着头看他，时不时舔一下他的手。
黑子陪着阿诚从小学走到初中。阿诚长高了，黑子也长壮了，可它的毛开始发灰，不像以前那么黑了，鼻头不像以前那么湿了，跑起来也没有以前快了。它跳不上床了，每次要阿诚抱上去。它趴在阿诚怀里的时候，呼吸比以前重了，有时候会咳嗽两声。阿诚知道黑子老了，可他不敢想黑子会离开。他跟自己说，黑子还能陪他好多年。
那天下午，阿诚放学回家，推开门，喊了一声“黑子”。没有动静。往常这时候，黑子会从屋里冲出来，扑到他腿上，尾巴摇得整个屁股都在扭。今天没有。阿诚心里咯噔一下，书包都没放下，直接冲进了卧室。黑子趴在窝里，头垂着，眼睛半睁半闭，眼屎糊住了眼角。阿诚蹲下来，叫它：“黑子？黑子！”黑子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浑浊，尾巴在窝里轻轻拍了一下，又慢慢低了下去。阿诚伸手摸了摸它的鼻子——干的，烫的。他又摸了摸它的耳朵，烫得吓人，耳尖发紫。他慌了。
他跑到厨房，掰了半根火腿肠，切成小丁，放在黑子嘴边。黑子闻了闻，把头扭开了。阿诚又把火腿肠丁塞进它嘴里，黑子含了一下，又吐了出来，口水黏黏的，拉成一条丝。阿诚蹲在狗窝旁边，眼泪啪嗒啪嗒地掉，砸在地板上，一小滩一小滩的。他小声说：“黑子，你吃点东西啊，你不吃东西怎么好起来？”黑子的尾巴又拍了一下窝垫，像是在说它知道了，可它实在吃不下。
第二天，黑子开始咳嗽。咳得很厉害，整个身体都在抖，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咳不出来。它咳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黏糊糊的，暗红色，沾在窝垫上。阿诚看着那些血丝，腿软了。他冲到他妈面前，哭着喊：“妈，黑子不行了，它咳血了！咱送它去医院吧，求你了！”他妈正在择菜，手里的菜掉在了地上。她看着儿子哭成那样，眼睛也红了。家里不富裕，她妈从柜子里翻出了存钱的铁盒，铁盒已经锈了，盖子很难打开。她用指甲撬了半天，才撬开，里面的大票小票一张一张地数出来，五块的，十块的，还有几张毛票。她装进兜里，牵着阿诚的手，抱着黑子，去了宠物医院。
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穿着白大褂，听诊器挂在脖子上。他摸了摸黑子的肚子，肚子硬邦邦的，像鼓一样。他又听了听它的心肺，听诊器的管子在他手里微微晃动。他翻开黑子的牙龈看了看，牙龈发白，没有血色。他摘下听诊器，对阿诚他妈说了一句话：“犬瘟热，肺已经烂了，病毒上了脑子。没救了。”阿诚站在旁边，听见这句话，脑子嗡了一下，像有人在他脑袋里敲了一口钟。他问医生：“什么叫没救了？你给它打针啊！你给它吃药啊！多少钱都行！”医生看着他，声音放低了，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阿诚的耳朵里：“孩子，打针吃药只能让它多受几天罪。它现在很痛苦，每一口呼吸都像在吞刀子。最好的办法，是安乐死。让它少受点罪。”
阿诚张了张嘴，想喊，喊不出来。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妈搂住他，他的眼泪糊了一脸，鼻涕也出来了，蹭在他妈的棉袄袖子上。最后是阿诚签的字。他握着笔，手抖得写不出自己的名字，笔尖在纸上划出几道歪歪扭扭的线。他妈握住他的手，一笔一划地写完了“陈诚”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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