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湄公河平原的暑气尚未消退，柬埔寨金边的总督府内已响起庄严的军号声。随着镇南纵队第二师师长李锐将兴南国旗插上总督府楼顶，历时两年零六个月的中南半岛解放战役正式宣告结束。镇南纵队以铁血战力横扫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彻底肃清境内所有日军势力，将这片横跨北纬8度至23度、东经100度至109度的广袤土地，全部纳入兴南版图。
此时的兴南，已不再是局限于兴南本土的区域性政权，而是疆域涵盖整个中南半岛的新兴大国——国土面积从原兴南的67.66万平方公里，扩展至200万平方公里，人口从三千万激增至七千万，其中华人占比55%，越南、老挝、柬埔寨本土少数民族45%，形成了“华人主导、多民族共存”的人口格局。仰城军委会作战室内，楚阳目光落在仰城、西贡、万象、金边四大核心城市上，声音沉稳而坚定：“中南半岛的统一，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兴南崛起的开端。我们要以‘兴南模式’为根基，让这片土地实现稳定、发展与繁荣，让数千万民众真正认同兴南，共建一个强大的华人国家。”
早在兴南立国之初，楚阳便已构建起“稳定优先、制度先行、民生为本”的治理框架，通过“军事接管-政务衔接-基层扎根”三阶段推进，用四个月时间完成了原缅甸境内的全域接管，终结了殖民统治与土司割据，建立了“华联党领导、多民族协同、法治保障”的治理体系。如今，面对中南半岛三国的广阔疆域与复杂的民族构成，楚阳决定将这套成熟的“兴南模式”全面推广，同时根据三国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适配，确保统治根基稳固。
中南半岛解放初期，楚阳并未急于推行直接统治，而是采取“军事管制+地方自治”的过渡模式，稳步推进权力交接。他下令兴南国防军抽调10万兵力，分驻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21个战略区域（越南西贡、河内、顺化；老挝万象、琅勃拉邦；柬埔寨金边、马德望等），每个区域驻军4000-6000人，负责清剿日军残余、地方土匪及反兴南武装，确保无大规模武装冲突。同时，参照1930年原兴南接管经验，成立“军事管制小组”，每组10人，由军官、行政人员、翻译、少数民族代表组成，30天内完成三国境内日军据点、殖民办公楼、军火库、电台、港口等关键设施的接管，张贴《兴南接管公告》，明确“保护平民生命财产、尊重民族习俗、保障合法权益”三大政策，打消当地民众的顾虑。
在地方自治层面，楚阳任命三国境内的华人领袖与爱国人士担任临时行政长官，临时政府的核心职责是“维持秩序、恢复生产、收集民意”，下设民政、财政、教育、治安四个部门，部门副职必须由当地少数民族代表担任，确保政策制定能兼顾多民族利益。例如，越南临时政府针对占族、高棉族聚居区，专门出台“民族语言保护政策”，允许学校开设本民族语言课程；柬埔寨临时政府则保留了吴哥窟等宗教遗址的原有管理体系，尊重佛教信仰自由。
为了赢得民心，兴南中央政府从本土调集大量资源支援三国：仰城兵工厂生产的农具、种子通过湄公河航运运往各地，帮助恢复农业生产；曼德勒的医疗队分赴乡村，建立临时医院，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兴南教育部组织华文教师队伍，在三国主要城市开设学校，实行“华文+本土语言”双语教学，同时推广兴南通用货币“兴南元”，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仅1943年下半年，兴南便向三国输送粮食50万吨、药品1000吨、农具20万件，修复铁路500公里、公路2000公里、港口12个，让饱受战争创伤的民众迅速感受到稳定与发展的希望，对兴南的认同感日益增强。
1944年3月，中南半岛三国的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经济逐步复苏，民心归向已成定局。楚阳认为时机成熟，下令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同时举行“并入兴南”全民公投，投票时间为期7天，凡年满18岁的公民均可参与，投票点覆盖三国所有县乡，由兴南监察局与统调局联合监督，确保公投公平公正。
公投前，兴南中央政府通过电台、报纸、传单等多种渠道，向三国民众宣传并入兴南的利好：“并入后，将享受兴南公民同等权利，参与国家治理；兴南将持续投入资源，发展工业、农业、教育、医疗，实现共同富裕；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权益将得到宪法保障。”同时，组织“兴南模式宣讲团”，深入乡村社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兴南的民族政策、土地制度、法治体系，解答民众疑问。
投票过程中，各地民众踊跃参与，投票率高达92%。在越南西贡，华人与越南族民众排着长队，有序进入投票站；在老挝琅勃拉邦，傣族、苗族民众用本民族语言在选票上写下“同意”；在柬埔寨吴哥窟附近的村庄，高棉族民众手持选票，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最终投票结果显示，三国同意并入兴南的比例分别为：越南95%、老挝93%、柬埔寨94%，公投获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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