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亮了，殡仪馆的走廊还泛着夜的凉气。
我站在值班室门口，看着猴子从走廊尽头走回来，背光，影子拖得老长，歪斜地贴在墙上。
那影子——又晃了一下。
像有人站在他身后，轻轻踩上去。
我没敢叫他。
他走得很慢，脚步轻得几乎听不见，手里攥着那本日志，指节发白。
经过我身边时，他顿了顿，没说话，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不像从前了，以前是愣，是烦，是懒得理，现在却像在看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你……看见了吗？”我终于问。
他点头，又摇头：“不是看见，是感觉。昨晚又梦了。”
我没吭声。
他已经连续三夜没睡好，每次都是同一个梦：他站在井口，风吹得纸钱乱飞，背后有人轻轻拉他衣角。
他回头，没人。
只有自己的影子，被拉得老长，扭曲变形，像是有另一个人，藏在他影子里。
“凡子，”猴子忽然开口，“人走了，魂还能回头吗？”
凡子正坐在监控台前回放昨晚的录像。
屏幕一片漆黑，时间戳跳到凌晨两点十七分，值班室门缝下忽然渗进一缕灰雾。
镜头微微晃动，像被风吹过，可门窗都关着。
“看这里。”凡子指着画面角落。
日志本摊在桌上，没人碰，页面却自己翻了起来，纸页哗啦一响，停在新的一页。
墨迹从空白处缓缓浮现，一笔一划，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写的：
“哥哥，我忘了说谢谢。”
字迹稚嫩，笔锋颤抖，和当年李小满在小学作业本上写的“李小满”一模一样。
猴子盯着屏幕，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他走了，”凡子低声说，“可话没说完。”
我们都没再睡。
天一亮，韩小川就去了井口。
他要在第四双白布鞋旁焊一块铜牌，刻上名字。
他说这是规矩，也是承诺。
他焊得认真，焊花四溅，铜片烫得发红，最后牢牢钉进水泥缝里。
可那天夜里，他又听见了声音。
鞋带松了。
他明明睡前检查过，四双鞋整整齐齐排在井口，他的那双也绑得死紧。
可凌晨醒来，却发现自己的鞋带被人解开了，两根带子平铺在地上，摆成一个“人”字。
他蹲下看了很久，手指发抖。
第二天黄师傅来了。
他没多问，只蹲在井口，盯着那双鞋看了足足十分钟。
然后他起身，走到猴子跟前，声音压得极低：
“鞋带是引路的结。绑着，是送魂进去。解了……是有人想出来。”
“谁？”猴子问。
黄师傅摇头：“不是要进来的人，是不想走的人。或者……走了一半，被叫回来了。”
猴子没再说话。
那天下午，陈哑婆来了。
她从不主动来殡仪馆。
她是隔壁墓园的守墓人，聋哑，常年穿一件黑灰相间的粗布褂子，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
有人说她通阴，能听见地底说话。
我们不信，可现在，没人敢说全是假的。
她敲开后门，一言不发，从怀里掏出半截炭笔，在废报纸上画了个图：一个人站在地上，影子拉得很长，另一双脚，踩在影子上。
她指了指猴子，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猛摇头。
猴子不懂，她急了，一把抓住他手腕，狠狠按在自己太阳穴上。
那一瞬间，猴子整个人僵住。
我看见他瞳孔猛地收缩，额头冷汗直冒，嘴唇发青，像是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
“怎么了？”我冲过去扶他。
他摆手，喘得厉害，眼神却空得吓人。
“我……听见了。”他喃喃道。
“听见什么？”
“不是声音，是……话。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他闭上眼，一字一顿地复述：
“……冷的是井，饿的是名，可最怕的……是有人记得，却不念。”
我们全愣住了。
井底的雾散了，孩子走了，名字刻上了，纸钱烧了，鞋也摆了。
我们以为一切都安了。
可这句话，像一把锈刀，慢慢割开最后一层皮。
记得，却不念。
我们记着李小满的名字，可我们真的念过他吗？
真的为他点过一盏灯，念过一句安魂咒？
还是只是做完仪式，就当一切结束？
夜又来了。
猴子坐在值班室，翻着那本日志。
他一页一页地看，从头到尾，像是在找什么。
突然，他停下，手指停在一页泛黄的纸角。
那里有道折痕，像是被人反复折过又展开。
他小心掀开——夹层里藏着一小片布条，焦黑，边缘卷曲，像是从火里抢出来的。
上面用极细的黑线，密密麻麻缝着三个字。
针脚歪斜，却用力极深，像是缝进命里。
我看不清那字。
可猴子看见了。
他盯着那三个字，手一点点抖起来，呼吸变得又浅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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